交通部


交通部文件

交公路发[2002]295号

关于印发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交通厅，北京市交通局，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重庆市交通委员会，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

根据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总体要求，为进一步加强公路监理市场的管理，规范监理市场，部制定了《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请及时告知部公路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二年七月十一日


关于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的意见


　　根据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总体要求，部决定在去年全国交通系统开展的公路建设市场的治理整顿工作的基础上，2002年对公路监理市场开展一次专项的治理整顿工作，使工程监理单位和人员的行为进一步规范，监理市场的秩序明显好转，并为“十五”后三年监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以适应公路建设的需要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提出如下意见：

　一、公路监理市场现状

　1、公路监理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起步早、发展快，已基本形成了开放、竞争的市场格局，为加快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工程质量做出了贡献。截止2001年底，全国已有60000余人接受了系统的监理业务知识培训，其中12000余人取得了交通部颁发的公路工程监理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14000余人取得了省级交通主管部门颁发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217家单位取得了甲、乙级公路工程监理单位资质，225家单位取得了丙级监理单位资质。大中型公路建设项目全面实行了监理制度，并通过招标投标择优选择监理单位。1999年以来全国交通系统开展了连续三年的“公路建设质量年活动”，监理单位和人员素质得到提高，质量和合同意识得到增强，监理行为逐步规范，促进了工程质量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2、为培育和规范公路监理市场，交通部颁布了《公路工程施工监理办法》、《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暂行规定》、《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公路工程施工监理规范》等规章和规范，初步建立起公路监理工作的法规标准体系框架。各地交通主管部门结合当地实际，制定了管理细则，做到了监理管理工作的有法可依。

　　３、在取得上述成效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公路监理还存在以下突出问题：监理队伍发展参差不齐，整体素质不高；监理职业化程度很低，人员无序流动比较严重；监理企业自律意识不强，管理松懈；现场监理水平差异大，管理深度不一；监理市场的招标投标行为不规范等。因此必须对监理市场进行治理整顿。

　　二、治理整顿的主要目标和工作重点

４、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秩序是“整顿和规范公路建设市场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02年全国交通系统的一项重要工作。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建设市场秩序的通知》精神，本着目标明确、责任落实、措施得力、监管有效的原则，将公路监理市场秩序专项治理整顿工作纳入今年工作计划，要整顿与培育并重、规范与引导并重、治标与治本并重，近期与长远并重。今年公路监理市场整顿的主要目标是：形成监理单位与监理人员之间相对固定、相互负责的法定合同关系，基本解决人员无序流动问题；主要监理岗位必须由监理工程师执业上岗，监理行为基本规范；严格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建立起“有进有出、有升有降”的动态资质管理机制；加强对监理招投标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理招投标行为。

　　５、治理整顿工作总目标：到“十五”末，基本形成齐全完整、科学有效、层次界面清晰的公路监理法规规范体系；通过政府引导和市场竞争，造就出一批能适应公路建设发展需求、综合实力强、社会信誉度高、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骨干监理单位；培养锻炼出一支经验丰富、素质高、能满足不同专业技术需求的职业监理工程师队伍，监理人员按市场需求有序流动，工作处于动态监控之下；现场监理能严格履行合同义务，人员到位、职责到位，对工程质量、进度、费用实行有效控制；监理招投标行为更加规范，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真正形成一个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 的公路监理市场。

三、治理整顿公路监理市场的工作要求和措施

6、清理与现行法律法规及世贸规则不相适应的规章制度和标准。2002年部将修订和出台《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单位资质管理暂行办法》、《公路、水运工程监理工程师资质管理办法》和《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各地也要开展对现有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对不符合国家、部有关规定的应进行修改。

7、对公路工程监理单位资质进行核查,清理监理队伍，并实行监理企业年检制度。要按照监理单位资质管理办法，对已取得资质的监理单位进行核查。监理单位必须有固定的技术和管理骨干力量。相应的管理制度、工作条件和设备。对无基本力量、管理混乱、盲目承揽监理业务、严重扰乱监理市场秩序或近年来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理单位限期整改并予以延期、降级或吊销资质的处理。

8、实行监理工程师执业登记和年检制度，加强对监理持证人员执业行为的管理。从今年起，凡持有交通部公路工程监理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者必须依托监理单位并通过省级交通(公路)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执业登记和年检后，方可从事监理业务。

9、要加大执法力度，查处违规行为。各交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职责，切实解决重检查、轻处罚的问题。对出卖和伪造监理资质证书、通过违法手段获得监理合同、转包监理业务、履约能力差、管理混乱、由于监理责任导致工程质量事故的监理单位和人员，必须依法予以惩处。

10、各质量监督机构要按照《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公路工程部分）》的要求，加强对监理工作质量的管理和监督。要结合本地区的实际，采取有效措施，定期检查、考核监理企业和人员的工作状况和现场监理工作质量，及时纠正违规行为。

11、加强监理市场的动态管理，对有重大违法违规等不良记录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黑名单”制。要按照部建立公路建设动态信息管理和《关于建立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执业信息管理系统的通知》（厅公路发[2001]469号）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监理人员执业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健全监理管理信息数据库，发布监理单位和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业绩。

12、推行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制度。对监理工程师资格评审制度进行改革，下半年在四个省区组织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试点，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基础上将视情况尽快全面推广。

13、组织开展对现场监理工作质量和项目法人执行监理制度情况的专项检查。检查的重点是监理招投标工作、监理合同的执行情况、监理人员的执业行为、现场监理工作质量和工程质量控制效果等。要做到项目法人与监理的职责界面清晰；监理招投标工作和监理合同规范；各监理单位派驻建设项目现场的高级驻地、副高级驻地和重要岗位的监理人员必须由持部监理工程师证书或专业监理工程师证书并进行执业登记的人员承担，其它岗位的监理人员必须持监理员证或培训证书上岗；各种重要文件的审批、质量和支付签认应由持监理证书的人员负责；监理现场管理制度健全；工程质量处于可控状态。

　　14、公路建设全面实行社会化监理。今年新批准立项的公路建设项目(除技术含量高、工程复杂经交通主管部门批准的项目外)总监、驻地等各级监理机构必须通过公开招标选择有资质的社会监理单位承担,项目法人不得通过临时拼凑人员组成总监办、变相搞内部监理，否则将取消其项目法人资格。

　　15、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在管理监理单位资质时，要遵守公平、公正、客观的原则，加大对监理单位在申请设立、定级、升级过程中的审查力度，公开办事程序和要求，接受社会监督，实行监理资质审查结果公示制度。对审查人员暗箱操作、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16、要建立统一开放的公路监理市场。交通部和各省交通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审批的单位资质是进入公路监理市场的有效凭证，任何单位不得搞重复登记。不得制订歧视性政策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本地承担监理任务。对有上述行为的，监理企业和个人有权向有关单位进行举报和提出申诉。

17、要严格按照《招标投标法》的要求，结合施工监理的特点组织招投标工作。实行监理公开招标的公路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必须在国家指定的媒体上发布。采用邀请招标方式的，必须办理审批手续。监理标段的划分要体现规模经营的原则，对技术不复杂的高速和一级公路工程标段长度原则上不应少于30公里。监理人员的配备应体现素质优先的原则，一般高速公路和一级公路按0.8-1.0人/公里、二级以下公路按0.5人/公里配备。

18、规范监理招标文件的编制行为和投标行为。二级及以上公路和特大桥梁、长大隧道工程项目应采用交通部颁发的《公路工程施工监理招标文件范本》编制招标文件。监理单位必须信守承诺，按照工程要求选派的主要骨干力量，不得随意更换，并严禁压价竞争。对压价竞争、频繁更换监理人员特别是监理骨干的单位，要作为其不良信用记录在案并依法处理。

19、加强监理评标工作，确保评标的公正性。评标原则和方法必须在招标文件中载明，不得在开标后制订新的评标标准。评标的重点要放在监理力量的配备、监理技术方案等，突出监理工作技术、知识密集的特点。要严格按照“专家评标、招标人定标、政府监督”的原则确定中标人。评标委员会中专家人数不得少于2/3，国道主干线和国家重点项目评标专家必须从交通部评标专家库中抽取。

20、加强监理招标投标工作的监督。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切实履行对招标投标工作的监管职责，维护监理市场竞争秩序。国道主干线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监理招标文件、资审结果由省级交通主管部门审批后报部核备。评标工作结束后7天内评标专家应按项目管理权限向交通主管部门报告评标工作情况。各级交通主管部门对招投标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要坚决予以纠正，情节严重的应责成招标人依法重新招标。要实行责任追究制度，对职务犯罪、失职渎职、工作不力、消极应付的责任人，要视情节追究法律或行政责任。

21、推动监理单位转变企业机制。各地要按照中央关于抓大放小、国有资本逐步退出中小型国有企业的要求，积极引导监理企业按照有限责任等形式进行转制，并逐步与主管部门脱钩。要通过建立监理人员与监理企业更加密切的利益关系，吸引高素质人材，监理企业的出资人应以监理骨干为主。监理企业要根据市场需要，逐步拓宽业务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

22、要结合监理单位的特点，树立品牌意识，提高企业信誉，完善监理企业管理制度。监理企业要开展适合监理企业特点的管理制度建设和质量体系认证工作，提高监理企业的自控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3、继续加强监理人员业务培训工作的管理。各省级交通(公路)工程质量监督站应根据当地建设项目需求和监理人员总体水平举办“公路工程监理工程师培训班”和岗前专项短期培训。今年起部质监总站将定期与授课院校签定委托书。培训工作必须做到计划周全、教材可行、教师称职、管理严格、档案齐全，严禁擅自扩大培训规模、培训教师东拼西凑、压缩教学时间、考试作弊和冒名顶替及乱收费等问题出现。违反上述规定的，暂停责任单位举办或讲授监理业务培训的资格并予通报，对负有责任的授课教师取消其授课资格。

24、广泛开展对监理工作的宣传活动。各地、各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公路建设项目为载体，采取报刊媒体征文、知识竞赛、评选优秀等活动，宣传工程监理在质量管理工作中重要地位和作用，增强社会对监理工作的认知度，增加监理的责任感，起到社会监督作用。同时也可通过评比对监理单位、现场监理机构和监理人员实行奖优罚劣，鼓励先进，鞭策后进。

25、继续开展监理行业发展政策的研究。部将抓紧制定监理行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行业发展政策，积极探索和研究新形势下监理工作的发展方向。

四、治理整顿实施步骤

26、监理市场治理整顿工作分四个阶段进行：3-5月为筹划调研阶段，部起草治理整顿实施意见和相关标准，并分片区召开调研座谈会征求意见。6月为宣传部署阶段，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搞好思想发动，通过新闻媒介广泛宣传，同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实施办法。7-12月为检查落实阶段，通过各地区自查、互查和部统一组织抽查的方式，发现并查处监理市场中违法、违规问题。明年1-2月为总结阶段，各地要在1月底前对本省的监理市场治理整顿工作进行全面总结，上报交通部。部将对全国的治理整顿情况进行汇总，并予以通报。要通过一年的重点清理整顿，做到摸清家底、净化市场、完善制度、健全机制，为监理的健康发展打下基础。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胡银月*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