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太原


太原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办法
山西太原

（1998年9月29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
议通过）
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了太原市第十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太原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
管理办法》，对个别条款作了修改，决定予以批准。
太原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管理办法
（1998年8月28日太原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
会议通过
1998年9月29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大气资源，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
会的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以下简称总量控制），是
指对向大气排放的烟尘、工业粉尘、二氧化硫（以下简称污染物）和市人民政
府公布的污染物控制名录所列的向大气排放的其他污染物实行的管理目标总量
控制。
第三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
办法。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达到国家和省下
达的总量控制目标和指标。
第五条 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总量控制的管理和监督。
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权限，负责本地区总量控制
的管理和监督。
第六条 实行总量控制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排污谁付费
和增产减污的原则，以达到排污总量逐步削减的目的。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大力宣传保护大气的法律法规，
普及保护大气的科学知识，提高市民保护大气的意识。
第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于在实施总量控制工作中做出显著
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管理和监督
第九条 本市的总量控制执行省人民政府批准下达的目标和指标；县（
市、区）的总量控制目标和指标由市人民政府下达。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总量控制目标和指
标，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提出各排污单位的排污种类、数量，削减排污的数
量和时限，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下达。
第十条 所有排污单位必须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如实进行排污申报登
记。
第十一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排污申报登记报告后，应当监测调
查核实。对不超过允许排放量指标的排污单位，发给排污许可证；对超过允许
排放量指标的排污单位，应当限期治理，限期治理期间发给临时排污许可证。
持有临时排污许可证的排污单位应当从领证之日起三十日内制定出污染物
削减计划，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后实施。
第十二条 排污单位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允许排放量指标应当由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全部或者部分收回：
（一）被吊销大气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的；
（二）关、停、并、转、迁和破产的；
（三）由于易地供热、供气等外部原因而减少排污量的。
第十三条 凡已建成的大气污染防治设施，必须投入使用并保证正常运
行。未经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闲置或者擅自拆除。
第十四条 排污单位应当在其污染源安装测试装置。
排污单位的废气排放口应当设置明显标志，并具备采样和监测条件。
第十五条 排污单位从事总量控制工作的管理、监测人员和排污设施操作
人员，应当经业务培训，考核合格，方可上岗。
第十六条 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填写《太原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执行
情况季报表》，并在季度结束后10日内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七条 由于突发性事故使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发生重大变化时，排污单
位应当在24小时内，将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污染物排放量变化情况以及
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事故查清后，应当作出详
细的书面报告。
第十八条 市、县（市、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监督管理部
门，应当对排污单位的排污情况定期监测和随机抽测、检查，被检查单位必须
如实反映情况。

第三章 指标转让
第十九条 总量控制内的指标可以有偿转让。有偿转让在达到排放标准的
前提下进行。有偿转让应当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下进行。
第二十条 排污单位通过治理使大气污染物实际排放量低于政府下达的允
许排放量指标的，其剩余的允许排放量指标可以留做本单位发展使用或者转让
给其他排污单位。
转让和受让的指标，原则上应当在同类环境质量功能区之内、同种污染物
之间进行。
第二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项目，建设单位必须
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指标，经核准并取得允许排放
量指标后，方可按建设程序办理其他手续。
超过总量控制目标和指标的地区和排污单位，一般不得新建、扩建排放大
气污染物的项目；确需建设的，均应以有偿受让形式取得新增允许排放量指
标。
能耗高、污染严重、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本市总体规划的项目，不得受
让允许排放量指标。
第二十二条 转让和受让允许排放量指标的排污单位，双方必须签订书面
合同，经环境保护专项评估，并报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换发新的
排污许可证，方可生效。
第二十三条 通过有偿转让方式取得允许排放量指标的排污单位，不免除
环境保护的其他法定义务。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限期改正：
（一）不报送或不按期报送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削减计划的；
（二）不按规定安装测试装置的；
（三）不按规定在废气排放口设置标志的；
（四）不按规定填报《太原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执行情况季报表》
的。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视情节轻重，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
款：
（一）拒绝或者谎报有关污染物排放申报登记事项的；
（二）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检查或者被检查
时弄虚作假的。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处以罚款；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吊销排污许可
证：
（一）排污量发生重大变化造成大气污染事故的，处以10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
（二）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处以10000元以上100
000元以下罚款；
（三）擅自闲置或者拆除污染防治设施，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
的，处以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四）无排污许可证或者超过许可证允许排放量指标排放的，处以500
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大气污染的，对有关责任人员，由其
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被处以罚款的排污单位，不免除消除污
染、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的责任。
第二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在执行总量控制的监督管
理工作时，应当出示证件，文明执法，遵守纪律。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
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8年9月29日
黄思明诉中保公司永春支公司以汽车买卖保险未变更而拒绝赔付交通事故人身损害的保险赔偿金案

黄建国 蔡鸿铭


[案情]
原告：黄思明、黄泉平。
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
原告黄思明、黄泉平与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永春支公司（以下简称永春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永春县人民法院依法受理后，经公开开庭审理查明：
闽C /40163号车原系潘应文所有并挂靠于永春县达埔车队，潘应文于2001年12月12日向被告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总计交纳保险费5307.6元。2002年3月4日，潘应文与原告黄泉平签订一份卖车合约，将该车转卖给黄泉平，但未办理过户手续,亦未告知被告及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后黄泉平又与黄思明合伙经营该车，并雇佣驾驶员黄印端。2002年5月10日晚，黄印端驾驶该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毁人亡。经交警部门认定，黄印端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事故发生后，原告向被告永春保险公司报案。该公司即派员进行勘查评估定损，并出具机动车辆损失情况确认书及其清单给原告。2002年10月17日,泉州市鲤城区人民法院作出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由黄思明、黄泉平赔偿受害者家属各项费用共计126518.68元。另该判决又查明认定：案发后，黄思明支付丧葬费3500元给受害者家属。
为此，黄思明、黄泉平要求永春保险公司理赔。永春保险公司以原告黄思明、黄泉平不具有诉权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等为由而拒绝支付。二原告遂于2004年3月2日诉至永春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永春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104014.4元。

[审判]
永春县法院经审理认为，投保人潘应文与永春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后，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5307.6元，双方签订的合同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潘应文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二原告合伙经营，该保险车辆实际车主——二原告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又永春保险公司已明示不对原投保人、被保险人潘应文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被告根据保险条款主张免责，因该免责条款系保险合同的格式条款，内容与合同法、保险法规定的公平与等价有偿原则相悖。故被告既不向保险车辆法律上的车主潘应文理赔，又拒绝二原告作为事实上的车主的赔偿请求，于法于理不合，其抗辩主张不予支持。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应予支持。其请求赔偿的金额104014.94元（126518.68元+3500元=130018.68元×80%，20%系绝对免赔率），有鲤城法院生效判决的确认和保险合同的约定以及二原告提供的索赔单据等证据佐证，依法予以确认。因此，一审法院判决被告永春保险公司支付给二原告保险赔偿金104014.94元并承担本案受理费。
一审宣判后，被告永春保险公司不服，上诉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称：1、原审认定“保险条款”是格式条款错误，因为该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制定的；2、保险合同标的转让未经双方同意和未履行告知以及办理变更继保合同，属于无效转让等。被告终止合同，拒绝理赔没有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请求撤销原判，驳回原审原告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以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理由以及确定是否格式条款应根据合同条款的形式和内容而定为由，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本案是一起因汽车转卖保险未更改而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法律问题。
一、本案原告是否具有保险金赔偿请求权
在审判实践中对此有二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合同是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协商一致订立的保险契约。根据债权相对性原则，保险合同只对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仅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受益人以及其他特定的第三人。那么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的变更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的转让须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才具有变更和转让的法律效力。因此我国《保险法》和中国保监会颁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均对保险合同变更应当通知保险人并办理变更手续有相应规定。本案的保险合同是投保人潘应文和被告签订的，原告并非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非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潘应文将保险车辆转卖给原告至今没有通知保险人并办理保险变更。不管本案保险车辆的转卖是属于保险合同的变更（狭义）或是转让，其行为都是无效的，因之原告与本保险合同不存在任何权利义务关系，理所当然地就不具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即不具有诉权。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原告具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一，确认诉讼当事人有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首先应依据程序法规定。那么，根据民诉法第一百零八条第（一）规定，原告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原投保人潘应文将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有偿转让给本案原告，原告购买该保险车辆虽未办理过户登记，但双方的买卖关系在实质要件上是合法的，且原告已实际占有支配该保险车辆，进而原告又因使用该保险车辆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范围内的保险事故赔偿责任，与该保险合同标的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也就具备了提起保险金赔偿的诉讼主体资格。其二，从实体权利方面看，由于该保险合同标的的转移导致了保险合同主体的变更，该车附随的保险利益实际上也应随之转移给原告享有。原告是受让该保险车辆的主体，在事实上具有了保险合同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本案中原告已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受害者）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又明确表示不对原投保人潘应文理赔，而潘应文在将保险车辆转卖给原告后事实上对该车辆已不具有权利义务关系,使得其怠于行使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进而原告取得了代位求偿权，依法有权直接行使保险合同上的该项赔偿请求权。当然，因为本案的保险车辆转让未过户，原投保人潘应文在法律上尚是合法的车主，也应当享有本案保险金赔偿请求权。值得一提的是，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才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反之，也并非具有保险合同当事人资格的人，就一定具有保险合同诉讼法律关系的诉讼主体资格。例如，本案保险车辆转卖若已过户，潘应文就不再享有保险金赔偿的诉讼请求权。这就是我们在审判实践中区分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胜诉权的必要性。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
二、车辆转卖未过户与变更保险出了事故谁担责
这是本案争议最大的焦点问题。对此在审判实践中也有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我国保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变更保险合同的，应当由保险人在原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批注或者附贴批单，或者由投保人和保险人订立变更的书面协议。”另据保监会发布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关于投保人、被保险人义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被保险人不履行该义务的，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根据上述规定，潘应文在与原告进行车辆买卖，依法应办理车籍过户才有效，并在保险车辆转让给原告后，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办理保险批改手续，或者订立书面变更协议。但潘应文与原告既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也不按保险合同背书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办理保险变更，显然违反《机动车车辆管理办法》和《关于汽车交易市场的暂行规定》的规定和违反保险合同的约定，对于这种既违法又违约的行为，则保险公司有权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同时，由于潘应文已将该保险车辆有偿转让给原告，其对该保险车辆车已再不具有保险利益，原保险合同自然失效。且在发生事故后，法院已确认原投保人潘应文不负赔偿责任 ，故被告保险公司也不应对潘应文承担保险理赔责任。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第一、从法理上讲,保险车辆买卖合同和保险合同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后者是附随前者，并随前者的流转而移转。根据最高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但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本案保险车辆买卖未办理登记过户,只是不发生车辆所有权转移的法律后果，而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成立和生效。由此而产生了法律上的“车主”潘应文和事实上的“车主”即本案原告。因此保险车辆买卖合同的这种履行瘕疵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和继续履行。鉴于原告已经成为事上的合法“车主”， 理应享有保险车辆及附随的保险单所约定的赔偿权利。第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财产保险合同，其中第三者责任险属于强制性保险，其基本特征是保险责任自动产生，即不用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责任依法而自动产生、中止或终结；强制保险的保险人不能随意解除合同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保险车辆转让后，不管保险人是否同意，也不管保险车辆转让给谁，保险人都必须继续承保。从立法目的看，保险法之所以规定汽车转让保险要更改，其宗旨是为了便于保险企业对保险车辆的规范管理，防止冒领保险金或骗保，而不在于因此规定而免除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而保险法虽规定保险车辆买卖保险要更改，但并无规定保险未更改，保险人可以因此解除保险合同或拒绝承担保险责任。因为保险未更改并没有增加保险车辆的危险程度从而加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故本案投保人潘应文转让保险车辆未办理保险变更，虽有存在履行保险合同的缺陷，但并不能构成被告免的法定事由。第三、原告与本案交通事故受害者之间的侵权赔偿法律关系与原、被告及潘应文之间形成的保险合同关系亦同样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不同法律关系，二者之间既有区别但又有密切联系之处。如前者的侵权人（原告以及驾驶员）对事故受害者承担的是过错侵权损害的法定赔偿责任，属于侵权之债；而后者则是合同之债，是由当事人约定而产生的，是否赔偿，赔偿多少，取决于合同的约定，而非法定。因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说，保险车辆出了事故，侵权人赔偿后，保险人就非赔不可。二者密切联系之处在于，交通事故人身财产损害结果的客观存在，却是保险人承担理赔责任的先决条件和必然后果。此外，还因为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制度创立宗旨在于保护交通事故的受害者，具有社会公益性和强制性等特点（如新交法第76条的规定就将两种法律关系连结在一起）。故而，本案保险车辆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死亡和车辆损坏的结果，损失已客观存在，作为保险人的被告自然应承担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责任范围内的理赔义务。
三、保险合同单证载明机动车保险条款是否格式条款，其效力如何认定。
原、被告举证的投保单和保险单都背书载明《机动车辆保险条款》，其中，第二十三条规定：“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车辆转卖、转让、赠送他人、变更用途或增加危险程度，被保险人应当事先书面通知保险人并申请办理批改。”第二十七条规定：“被保险人不履行本条款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义务，保险人有权拒绝赔偿或自书面通知之日起解除保险合同；已赔偿的，保险人有权追回已付保险赔款。”并载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说明“本投保人兹声明……同意按本投保单所列内容和机动车辆保险条款以及特别约定向贵公司投机动车辆保险，并对责任免除和被保险人义务条款明确无误。以此投保单作为订立保险合同的凭据。”如上所述的保险合同条款内容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其效力又是如何，这也是本案的一个关键问题。被告上诉时称，该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制定的，不应认定为格式条款。然而，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并不是根据其指定的主体而确定的，而是根据条款的形式和内容而确定的。根据合同法第三十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以此定义，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标准合同，其主要表现在保险合同的条款完全由保险人一方事先制定，在统一、规范性、标准化的保险单中列明保险合同的主要条款，投保人只能表示接受或者承认与否，而不能修改、变更合同的条款。而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第三者责任保险又是属于强制性保险，则投保人只能表示全部接受和同意。于是，根据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采用格式合同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机动车保险合同系保险人单方提供的格式合同，保险的赔款是其最主要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投保人、被保险人最根本最主要的权利。被告以该免责条款约定作为拒绝理赔的依据，显然有违合同法的公平原则，也是以格式合同条款免除其保险合同的理赔责任，并由此排除了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索赔权利。则本案被告以上述格式条款规定，以车辆转买保险未变更主张免责，显然是依据不足。但在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保险单背面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是中国保监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其效力相当于行政规章，但又作为保险合同条款内容的组成部分背书于投保单和保险单上，并以如前所述“声明”方式明确告知投保人。因此出现了法律条款和合同条款“竞合”现象。如果法院以格式合同条款为由直接认定上述保险单证背书载明的《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违法无效，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从法律条款这个层面上来分析，则无异于以司法审判来直接否定部门规章的效力，这又违背了《立法法》的规定。事实上，从1999年4月开始，机动车辆保险单证采用由中国保监会统一监制的车辆保险单证，单证背面印有保监会制定的机动车辆基本保险和附加保险的条款，是为方便被保险人了解保险条款内容，而非作为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的违约责任，但各保险公司实际上将其作为合同条款内容与投保人订立于保险合同中。有鉴于此，本案在审理时将其视为以格式合同条款内容进行认定处理，并认定其与合同法、保险法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相悖而不支持被告的违约免赔的主张。如此以上位法效力优于下位法效力的法律适用原则进行裁判表述，而不在判决书直接表述《机动车辆保险条款》第三十条的规定无效。如此认定可避免产生以审判权代替立法权之嫌。
综上对机动车辆的保险、买卖、过户、变更及其发生事故所构成的动态法律关系并结合本案具体法律事实进行综合分析，本案一、二审判决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