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出审判方式改革的隘口

人民法院报２０００年４月１８日
何家弘教授从当庭认证谈证据制度改革
记者 谢圣华
审判方式改革的关键是落实公开审判制度，将审判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法庭上来。只有搞好庭审活动，才能避免公开审判走过场，而庭审活动的核心，就是当事人在法庭上举证、质证以及法官认证的过程。一段时期以来，不少法官感到当初提出的一些设想特别是当庭认证很难落实。面对这一问题，他们往往感到束手无策，有的又回到过去的庭审方式上。
　　我国法学界对此问题也非常关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家弘对中外证据制度较有研究，为此，记者走访了何家弘教授。
　　记者:随着我国庭审制度改革的深化，法官应否当庭认证和如何当庭认证的问题，成为困扰许多法官的一大难题。他们感到当庭认证难以操作，有的甚至认为根本做不到。而举证、质证与认证本是庭审活动中密不可分的“三步曲”，一环紧扣一环，如果不当庭认证，庭审结束了，当事人和旁听人员也是一脸茫然，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何: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主张法官应该当庭认证，因为它可以提高审判过程的透明度，减少“暗箱操作”，提高审判质量，保证司法公正。我完全同意这种观点。但问题是如何当庭认证？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也总结出一些经验，闯出了一些路子。例如，有的法院坚持一个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有的法院则采取一组证据“一举、一质、一认”的做法。不过，很多法官在实际操作中都感到这样做很困难。有时候，前面认了的证据又被后面的证据给否了，或者产生了疑点，无法作为定案的根据。面对这种情况，法官在最后评议和判决的时候也挺为难的。定吧，心里不踏实；否吧，法庭上已经认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法官的专业水平和认证能力不高。我认为也不尽然。证据是形形色色的，案情是错综复杂的，仅仅根据法庭上对一个或一组证据的举证和质证，往往很难对证据作出全面的判断。特别是证据的真实可靠性和证明价值问题，一般都需要综合评断案件中的各种相关证据甚至全部证据才能作出恰当的判断，而这在多数案件中都只能在最后合议庭评议时才能完成。正因为当庭认定证据的可靠性和价值很困难，所以一些学者才否定当庭认证的可行性。
　　记者:那么，当庭认证岂不就落空了吗?
　　何：回答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明确当庭认证的内容。就是说，法官在法庭上要认什么？是认定证据能不能采用，还是认定证据可不可靠、有多大价值？这就有必要区分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了。
　　所谓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在审判活动中决定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出的证据能否被法庭采用所依据的准则。在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有些比较宽松，有些比较严格，而且不同国家的证据法学者研究和阐述这一问题的角度也不完全相同。例如，在英美国家的证据法律制度中，证据采用标准问题被概括为证据的“可采性”(AdmissibilityofEvidence)，亦称为证据的“适格性”(CompetencyofEvidence)。一个证据具备了“可采性”，就是说诉讼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提交的证据符合了法律规定的采用标准，法官应该在审判中采用。所谓证据的“适格性”，也是指某证据符合有关法律对证据的基本要求，可以作为该项证明活动中的证据。现代英美证据法学者一般仍将相关性作为采用证据的基本标准，但是又增加了一些具体内容。例如，美国著名证据学家乔恩·华尔兹认为，审判中采用证据的标准应该包括实质性、证明性和有效性。所谓证据的实质性，就是说具体证据所要证明的那个事实是否案件中的实质性问题；所谓证据的证明性，是说这个证据是否确实能够证明那个实质性事实；实质性和证明性加在一起就等于证据的相关性。而证据的有效性则是说，根据法律规定的各种证据排除规则，这个证据是否会丧失证明的效力。这类似于我国学者所说的证据的“合法性”。
　　证据的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是密切相关的两个概念。但是，采用标准并不等于采信标准。前者的作用只是确定某证据是否可以在诉讼或其他证明活动中采用。至于可以采用的证据是否可靠及其有多大证明价值，则还要由裁判者再进一步评断，而这正是采信标准所要解决的问题。决定一个证据能否被采用所依据的是证据法的一般原理和有关规则，并不要求裁判者相信其内容必须属实。换句话说，采用的证据不一定都是采信的证据，具备“证据资格”的证据不一定都是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按照英美法律的规定，在有陪审团参加的审判活动中，证据的“可采性”问题是由法官掌握的；而证据的“可靠性”(Credibility)问题则是由陪审团掌握的。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证据采用标准和证据采信标准之间的区别。
　　记者：我理解证据的采用标准就是证据能力，即被法律允许作为证据的资格；而证据的采信标准也就是证据力，即证据所体现的价值大小与强弱程度。前者认定的是证据的形式要件，后者认定的则是证据实质要件。它们显然是认证的前后两个阶段。那么，法官在当庭认证中是否都要解决这两个问题呢?
　　何：我认为，法官的当庭认证应该主要解答证据能否采用的问题，而不解答证据应否采信的问题。在不同种类的案件中，证据的采用标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证据采用标准就有所不同；证人证言和物证书证等不同种类的证据的采用标准也会有所不同。不过，证据的采用标准还是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一般采用标准”。按照我国证据法的原理，它应该包括采用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关联性标准和合法性标准。这些也就构成了证据采用标准的基本内容。当然，针对各种具体的证据，还应该有具体的采用标准，如证言的采用标准和录音证据的采用标准等。法官在审判中对于诉讼当事人举出的各种证据都要当庭作出裁判，能否采用。这就是当庭认证的内容。至于这些被采用的证据是否真实可靠，究竟有多大证明价值，那要等到合议庭评议时再作出判断。明确了这一点，法官的当庭认证就具有可操作性了。
　　记者：您的思路的确对法官如何当庭认证有很大启迪。但您上面提到了证据采用标准和采信标准等问题，而这些在我国目前的证据制度中大多还只有抽象的规定，缺少具体的规则。现在想来，的确不能责怪我们的法官难以做到当庭认证，因为这也是我国证据制度本身不完善造成的。不少人已经意识到，我国一些法官在证据的认证上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而这往往造成司法不公，证据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那么，您认为我国证据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应该是什么?
　　何：古今中外的司法证明制度可以归纳为两种基本模式：一种是规范证明模式(亦可称为“法定证据制度”)；另一种是自由证明模式(亦可称为“自由心证制度”)。这两种模式的根本区别在于，是由法律事先规定出收集使用各种证据的规则和审查评断每一种证据的标准，还是让司法人员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和个人的良知去自由收集证据和评断证据。主张规范证明模式的人认为，司法公正的核心就在于相同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处理，而要做到这种一视同仁，司法人员在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时就必须遵照统一而且具体明确的规则，不能有任何自由裁量权。但是偏爱自由证明模式的人认为，案件的具体情况是纷繁复杂的，证据的内容和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社会的环境状态也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由法律事先把一切都明文规定下来的做法在理论上是天真的，在实践中也是不可行的。为了保证在具体案件中运用证据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法律必须给司法人员运用证据进行证明的自由裁量权，让他们根据案件当时的具体情况去自由地收集使用证据和审查评断证据，去自由地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而且司法人员普遍具备的良知和能力也完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
　　我上面讲的是两种极端的情况。实际上，当今世界上主要国家的证据制度都是上述两种证明模式的结合，当然不同国家对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总之，规范证明与自由证明的结合代表了当今世界各国证据制度的发展趋势。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基本上属于自由证明的范畴。考虑到目前我国法官的总体素质还不是太高，审判实践中证据的采用和采信也比较混乱，我认为，我国的证据制度改革应该坚持以规范证明模式为主、以自由证明模式为辅的思路。具体来说，收集使用证据应该尽量规范化，但审查评断证据则可以比较自由。因此，我们应该尽快完善我国的证据制度，最好制定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我们的证据法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原则上，而应该确立系统的证据规则。
　　记者：您能简要说明一下这些证据规则吗?

何：我认为，我国的证据规则可以由以下四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取证规则，包括合法取证规则(如禁止刑讯逼供、禁止用强迫和诱骗手段获取证言)；证人作证规则(如作证义务、证言特免权、法院强制证人出庭令、证人的补偿与保护)；物证收集规则(如物证提取、物证保管)；司法鉴定规则（如鉴定资格的确认、鉴定的委托）等。第二部分是举证规则，包括举证责任规则（如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以及举证责任倒置）和举证时效规则（如开庭前的举证时限、一审与二审的举证时效）等。第三部分是质证规则，包括审前证据展示规则（如展示的时限、展示的方式、展示的内容）；出庭作证规则（如证人的出庭与例外、鉴定人的出庭与例外、证人和鉴定人的当庭宣誓）；交叉询问规则（如交叉询问的顺序和方法）等。第四部分是认证规则，包括采用证据规则（如关联性规则、客观性规则、合法性规则、传闻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最佳证据规则）和采信规则
（如证明标准规则、口供补强规则、推定规则、司法认知规则等）。
　　当然，我这里讲的只是一些初步的想法，属于抛砖引玉，究竟应如何构建我国的证据制度和证据规则体系，还需要专家学者们进行广泛深入地研究和讨论。
　　采访完何教授，记者深深感到，不完善的证据制度是我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隘口，冲不出去，改革是难以取得更大进展的。一个完备的现代司法制度，如果缺乏完备的证据制度，肯定是一个重大缺陷，也是不可想象的。就司法公正而言，目前法院在审理案件中运用证据认定事实出现的错误远远大于适用法律的错误。广大法官迫切希望尽快建立起完备的证据制度，以解决他们庭审中的一大难题。但目前看来，我国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还有很大困难。这需要我们在司法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加强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和有些地方法院已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都对证据做了一些规定。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中提出，探索公开认证的条件和方法，完善认证制度；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2000年底前，对证据适用规则作出规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办法（修正）
北京市人民政府


根据1997年12月31日北京市人民政府第12号令修改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本市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保障居住小区房屋及其设备和公共设施的正常使用，创造清洁优美、舒适方便、文明安全的居住环境，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按照城市规划建设、配套设施齐全并达到一定规模的居住区、居住小区和危旧房改建区（以下统称居住小区）。
别墅和高级公寓的物业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三条 新建居住小区必须按本办法的规定统一实行物业管理。本办法施行前已经验收交付使用的居住小区，应当依照本办法逐步实行物业管理。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物业管理，是指居住小区的物业产权人、使用人委托物业管理企业对房屋及其设备以及相关的居住环境进行维护、修缮和服务的活动。
第五条 市和区、县房屋土地管理机关主管本行政区域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本市规划、工商行政管理、物价、环境卫生、绿化、市政、公安等行政管理机关和居住小区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按照各自的职责，对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
第七条 居住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必须按照规划要求配套建设相应的设施。居住小区经综合验收合格后，开发建设单位方可向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委员会办理移交。居住小区的综合验收，应当有区、县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参加。
居住小区综合验收的具体办法，由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和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制定。
第八条 居住小区已交付使用并且入住率达到50% 以上时，应当在该居住小区开发建设单位、居住小区所在地的区、县房屋土地管理机关指导下建立物业管理委员会。
物业管理委员会由居住小区内房地产产权人和使用人的代表及居民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居住小区开发建设周期较长的，在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由该居住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负责物业管理，并可选择物业管理企业进行前期管理。物业管理委员会成立后，由其决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续聘或解聘。
第九条 物业管理委员会代表和维护房地产产权人、使用人的合法权益。物业管理委员会在房屋土地管理机关及有关行政管理机关、当地街道办事处的指导监督下，负责制定物业管理委员会章程，选择物业管理企业，监督居住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实施，对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检查和监督
，协助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管理工作。
第十条 物业管理企业必须经房屋土地管理机关资质审查合格，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后，方可接受委托，承担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
第十一条 物业管理企业受物业管理委员会及房地产产权人的委托，承担居住小区的物业管理。物业管理企业应当与委托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合同。
合同应当明确委托管理的事项、管理标准、管理权限、管理期限、管理费收支、监督检查和违约责任。
合同签订后，由物业管理企业向所在地的区、县房屋土地管理机关备案。
第十二条 物业管理企业的权利：
（一）依据物业管理合同和国家及本市的有关规定对居住小区实施物业管理；
（二）依据物业管理合同和有关规定收取物业管理费用；
（三）劝阻、制止损害他人物业或妨害物业管理的行为；对造成的损害，有权要求赔偿；
（四）要求物业管理委员会协助管理；
（五）选聘专营公司或聘用专人承担清洁、保安、绿化等专项服务业务；
（六）从事物业经营或开展其他多种经营和有偿服务。
第十三条 物业管理企业的义务：
（一）全面履行物业管理合同，对产权人委托管理的房屋、设施及其公共部位进行维护、修缮，承担居住小区及小区内物业的保安、防火、绿化维护、清扫保洁以及产权人和使用人日常生活必需的便民服务；
（二）接受物业管理委员会和居民的监督；
（三）重大的管理措施提交物业管理委员会审议决定；
（四）接受房屋土地管理机关、其他行政管理机关及当地街道办事处的指导监督；
（五）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行为，要及时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报告。
第十四条 居住小区物业管理的启动性经费由该居住小区的开发建设单位按照建安费2％的比例，一次性交付给物业管理委员会或物业管理企业。
居住小区的房地产产权人应按委托内容，每年向物业管理委员会或物业管理企业支付物业管理费用。
物业管理企业开展物业及多种经营和服务的收益，应主要用于补充居住小区物业管理费用。
第十五条 房屋使用人应当遵守有关物业管理规定，按照规定使用房屋和其他公共设施，交纳有关费用，自觉维护小区内正常的生活秩序和管理秩序；有权要求物业管理委员会对服务不好的物业管理企业进行更换，有权对妨害小区管理秩序、生活秩序和损坏公共设施的行为进行劝阻、
制止和举报。
居民入住时，应当与物业管理委员会签订住用合同，遵守合同中规定的义务。
第十六条 房地产产权人或使用人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的，物业管理企业应当劝阻、制止并向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报告，并有权要求其恢复原状、赔偿损失：
（一）擅自占用居住小区内的公共场地或者改变其用途的；
（二）擅自改变房屋、配套设施的用途、结构、外观，损毁设施、设备及有其他危及房屋安全行为的；
（三）私搭乱建，乱停放车辆，在房屋共用部位乱堆乱放，随意占用绿地或破坏绿化，污染环境，影响居住小区景观，制造噪声扰民的。
第十七条 物业管理企业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房地产产权人和使用人有权向物业管理委员会投诉或者向房屋土地管理机关反映；物业管理委员会有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限期改正，对给产权人或使用人利益造成的损害有权要求赔偿损失，情节严重的有权解除委托管理合同：

（一）房屋及公用设施、设备修缮不及时的；
（二）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混乱的；
（三）擅自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的；
（四）擅自改变房地产和公用设施用途的；
（五）其他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物业管理合同及本办法规定的义务的。
第十八条 未经房屋土地管理机关的资质审查而擅自承揽居住小区物业管理业务的，由房屋土地管理机关责令其限期办理资质审查；逾期仍不办理的，对其处以2000元至2万元罚款，并责令其停止对居住小区物业的管理。
第十九条 因物业管理企业管理不善，造成居住小区物业及其居住环境状况恶化的，由房屋土地管理机关予以警告、限期改正、处以5000元至3万元罚款、 降低资质等级、注销并收回资质合格证书。
第二十条 开展物业管理和多种经营、服务所需收费的项目、标准由市物价局和市房屋土地管理局制定。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房屋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1995年10月1日起施行。



1995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