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97 号】
《泰安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 长 贾学英

　
二ＯＯ四年五月十九日



泰安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绿化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美化城市，建设现代化园林旅游城市，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山东省城市绿化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市城市规划区内种植和养护树木、花草等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绿化管理工作。各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绿化管理工作。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城市绿化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泰安市城市市区范围内的绿化工作。
城市规划、综合执法、林业、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城市绿化的有关工作。

第四条 城市绿化应当坚持统一规划、因地制宜、配套建设的原则，合理用地与美化环境相结合，以种植树木为主，建成总量适宜、分布合理、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市绿地系统。

第五条 市、县（市、区）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并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安排城市绿化养护和建设资金。

第六条 城市中的单位和有劳动能力的公民均应依法履行全民植树及其他绿化义务，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进行城市绿化建设。
鼓励和提倡单位、公民移风易俗，栽植纪念性树木。

第七条 定期开展花园式单位和绿化先进单位等创建活动。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由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对破坏绿地和绿化设施以及违反城市绿化管理的行为进行制止，及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城市综合执法部门举报。

第二章 绿化规划

第八条 城市绿化规划由市、县（市）政府组织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经批准的城市绿化规划，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确需变更的，应当保证城市绿化用地各项指标不低于规定标准，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审批。

第九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安排与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绿化用地面积，城市绿地率要逐步达到城市面积的35%以上；绿化覆盖率要逐步达到城市面积的40%以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要逐步达到10平方米以上。

第十条　城市绿化规划应当根据地方特点，充分利用自然、文化条件，按照规定标准和原则划定绿化用地，合理布局，设置公共绿地、单位附属绿地、居住区绿地、防护绿地、生产绿地和风景林地等，发挥城市绿地的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十一条　建立并严格实行城市绿线管理制度，明确划定各类绿地范围控制线。批准的城市绿线要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社会监督。
控制性详细规划应当提出不同类型用地的界线、规定绿化率控制指标和绿化用地界线的具体坐标。
修建性详细规划应当根据控制性详细规划，明确绿地布局，提出绿化配置的原则或方案，划定绿地界线。

第十二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泰安市城市绿地系统规划》的要求。绿化用地面积占项目建设用地总面积的比例，必须符合下列标准：
（一）城市新建居住区不低于35%；
（二）旧城成片改造不低于30%；
　　（三）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不低于40%；
　　（四）新建高等院校、医疗机构和公共文化设施不低于50%；
（五）机关、团体、文教、科研单位及部队营区不低于40%；
(六)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商业区内的大中型商业、服务业设施不低于25%；
（七）生产有毒、有害物质污染环境的单位不低于30%，并按规定设立不少于50米宽的防护林带；
（八）城市新建道路，园林景观路不低于40%；红线宽度大于50米的道路不小于30%；红线宽度在40－50米的道路不低于25%；红线宽度小于40米的道路不低于20%；
（九）其他建设项目，新建的不低于30%，改建的不低于25%。

第三章 绿化建设

第十三条 城市公共绿地、防护绿地和风景林地的绿化，由政府负责组织建设；新建、改建、扩建的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现有居住区绿地和单位附属绿地的绿化，由产权人或管理单位负责建设。

　　第十四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的绿化用地标准，审批建设工程项目。
　　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规定标准的，由建设、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政府批准。所缺绿化面积，由建设单位根据要求进行异地绿化，或者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代为绿化，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五条　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应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未经审查的，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手续。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和道路绿化的设计方案，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按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建设。完成绿化的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第二个年度绿化季节。

对未完成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完成；逾期未完成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代为绿化，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绿化工程施工过程的跟踪管理和现场监督，确保绿化工程严格按照设计方案完成。
绿化工程竣工后，应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验收方可交付使用。

第十八条 城市绿化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应当执行有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由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城市公共绿地的设计与施工，按照《泰安市工程项目政府采购招投标暂行规定》的规定，通过招投标择优选择绿化企业及林木种子苗木供应单位。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绿线范围内的用地，不得改变城市绿化规划用地的性质或者破坏绿化规划用地的地形、地貌、水体和植被。
城市绿线范围内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应当限期迁出。

第二十条　因建设或者其他特殊需要临时占用城市绿地的，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审批手续。临时占用绿地的期限不得超过两年，期满后占用单位或个人应当清场退地，恢复原状。

第二十一条 城市绿化应以乡土植物为主，乔灌花草相结合，选用耐旱、节水、涵养水源能力强的植物，突出市树、市花的种植，并适量引种驯化外地苗木，充分利用建筑墙体、屋顶和桥体等进行立体绿化，提高绿化、美化水平。
凡从外地购进的苗木，必须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植物检疫。

第四章 养护与管理

第二十二条 城市绿化养护管理实行责任制，具体责任单位为：
（一）公共绿地、风景林地、防护绿地和道路绿地，由城市绿化管理机构或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托的单位负责；
（二）单位附属绿地、生产绿地和居住区中的庭院绿化，由产权单位负责；
（三）单位门前责任区内的树木花草和绿化设施，由该单位负责；
（四）居住区绿地，实行物业管理的，由物业管理企业负责；未实行物业管理的，由产权人或管理单位负责；
（五）泰山风景名胜区的绿化，由泰山管委负责。其它风景区的绿化，由其管理单位负责；
（六）公路、铁路两侧的绿化，由公路、铁路部门负责；
（七）以防尘毒为目的的绿化由尘毒排放单位负责。

第二十三条 绿化责任单位应按照城市绿地养护标准，做好其责任范围内绿地的浇水、施肥、除草、防寒、防风、修剪、病虫害防治等养护工作和清扫保洁工作。
绿化责任单位可采取招投标等方式委托城市绿化专业养护单位进行养护管理。

第二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建立健全城市绿地养护规范和管理制度，制定推行统一的养护标准。
城市公共绿地的养护管理，应逐步推行招投标制度，通过招投标择优选择绿化专业养护单位进行养护管理。

第二十五条　城市绿化管理机构对各绿化责任单位的绿化养护管理进行指导、检查和监督，及时收集、通报城市绿地病虫害情况，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防治，积极提供技术咨询和帮助，确保绿化植被正常生长。对不按养护规范进行养护管理的，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城市绿化管理机构组织代为养护，费用由绿化责任单位承担。

第二十六条　城市中的树木，不论其所有权属，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剪、砍伐和移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绿化责任单位应报告城市绿化管理机构，及时进行砍伐、更新：
（一）树龄已达到更新期或自然枯死的；
（二）有严重病虫害确实无法挽救的；
（三）严重枯朽、倾斜或断裂，妨碍交通或危及人身、建筑物以及其他设施安全的；
（四）因其他原因需要砍伐或更新的。

第二十七条 确需砍伐移植树木的，一处一次砍伐或移植10棵以下的，由县（市、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10棵以上的，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经批准砍伐或者移植树木，必须同时提出补栽计划或者移植后的养护措施，由城市绿化管理机构监督实施。砍伐或者移植树木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树木所有者补偿。

第二十八条 管线管理单位为保证管线安全确需修剪树木时，必须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照兼顾管线使用安全和树木生长的原则，由城市绿化管理机构统一组织修剪，管线管理单位按规定承担修剪费用。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断裂、倾倒等危及管线、交通安全的，管线管理单位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可先行修剪或砍伐，但应在3日内报告城市绿化管理机构。
城市新建管线应当避让现有城市绿地。确实无法避让的，管线管理单位要采取保护措施，造成绿地及绿化设施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第二十九条　因建设需要挖掘绿地或者移动绿化设施的，应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工程完工后，建设单位要在规定的限期内恢复原状。

第三十条 城市的古树名木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实行统一管理，分别养护。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制作悬挂古树名木标志，划定保护范围，加强保护管理。
单位管辖界内或者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该单位或居民负责养护，风景名胜区内的古树名木，由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负责，城市绿化管理机构负责监督和技术指导。
严禁砍伐或移植古树名木。确因特殊需要迁移的，必须按规定报批。

第三十一条 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在绿地内挖坑、采石、取土；
（二）在绿地内设置营业摊位；
（三）在绿地内堆放物料、沙石，倾倒废弃物，停放车辆；
（四）在绿地内放养家禽、家畜及宠物；
（五）依树搭棚、盖房、乱拴乱挂或围圈树木； 
（六）攀折花木、采摘花果、践踏草坪；
（七）对树木剥皮、挖根，钉拴划刻树木；
（八）其他损坏城市绿化及设施的行为。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建设、规划、城市综合执法等部门要按照各自的分工，加强对城市绿化的监督检查，建立日常巡查制度，设立公开电话，及时受理查处各类投诉、举报，对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损毁、损坏或破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应赔偿损失。赔偿标准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经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

第三十四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五条 建设、规划、城市综合执法等部门及城市绿化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城市绿化管理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中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共绿地，是指向公众开放的各类公园、道路绿地和广场绿地等；
　　（二）单位附属绿地，是指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管辖内的环境绿化用地；
　　（三）居住区绿地，是指居住区、居住小区内的公共绿地、宅旁绿地、公共建筑附设绿地、别墅庭院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四）生产绿地，是指为城市绿化提供苗木、花草、种子的苗圃地；
　　（五）防护绿地，是指以隔离、卫生、安全为目的的林带和块状绿化用地；
　　（六）风景林地，是指依托自然地貌、美化和改善城市环境的林地和风景区。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问题，按泰政办发〔1993〕78号文《关于市政府行政性规章解释权限和程序问题的通知》规定进行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泰安市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办法》（泰安市人民政府〔1992〕第23号令）同时废止。


朱景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法律体系/法律规范/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研究中国法律体系的结构、特色和发展趋势奠定了现实基础。可以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归属和法律规范的性质两个向度作为研究法律体系的框架。前者的目的在于描述中国立法的现状，后者旨在分析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在各个法律部门的分布。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法制建设和全球化的影响，使各类法律规范在不同法律部门中的分布发生有意义的变化，这种变化一方面反映世界各国法律体系发展的共性，另一方面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六大重申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作为一项政治使命，现在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一个以宪法为中心，包括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法律部门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这就为从理论上深入研究中国法律体系奠定了现实基础。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何划分很早就是法学界关注的问题，但是由于缺乏现实立法的根据，除了引用国外的材料，难免无的放矢。作为一项科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内在结构如何，它未来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法律发展有什么关系，其中中国的特色在哪里，均是中国法律体系今后向着更高的目标发展所应该弄清楚的问题。本文试图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法学界同仁。
　　本文的分析框架是双向度的，即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性质。规范性法律文件和法律规范的关系是表现形式和内在结构之间、现象和实质之间的关系。分析单元之一是规范性法律文件，研究它们在各个法律部门中的大致归属，借以分析中国立法的现状；另一个分析单元是法律规范，分析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规范在现行法律文件中的分布和构成。这里不涉及诸如公法和私法之类的划分是否恰当的争论，而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或理想类型，借以从不同角度分析法律体系、法律部门的性质和变化。
　　选择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国际法与国内法作为衡量法律结构变化的指标不是任意的：一是由于它们在法学研究中有悠久的学术传统；二是由于它们在法律体系中的覆盖面，不只是涉及个别法律制度，而具有整体性，能够大致涵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结构变革的范围；三是它们与中国社会变革相联系。其中公法与私法代表公共权力行使和私人自治的两个维度，可以分析公权力对社会的干预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实体法与程序法代表实体权利和实现实体权利的程序的两个维度，它们是一个国家法治的两个相互依赖的方面，可以分析法治本身变革的程度；国际法与国内法代表法律变革中的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互动，可以分析国际因素对国内法律变革的参与度。借助这些工具，可以分析中国法律体系过去、现在和将来在不同维度之间发生的变化，进而通过法律规范性质的变化解释中国法律体系的复杂结构和发展趋势。
一、法律体系结构的历史演变
一个国家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关系的发展一样，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在人类刚刚进入文明社会初期，社会关系简单，调整它们的法律规范也简单，法律主要以习惯法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调整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也没有严格的界限，法律与道德、宗教往往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法律部门更谈不到什么划分。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民刑不分，诸法合体”，从现在的观点虽然也可以分辨出刑法、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成分，但是它们都混杂在一起，始终停滞在诸法合体的状态。
　　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特别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开始出现简单的法律门类的划分，如罗马法中的公法与私法，中世纪的教会法与世俗法，英国法中的普通法与衡平法等。所有的法律，要么可以归入这一类，要么可以归入那一类。以大陆法系公法与私法划分为例，在古罗马时代这种分类适应了当时社会关系简单划分的要求，那时的一切社会关系要么属于私人自治的领域，要么属于公权力行使的领域。普通法与衡平法的划分也具有这种非此即彼的性质，衡平法的出现是为了弥补普通法的不足，如果普通法的救济能够达到公正，不得使用衡平法的救济手段。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划分也是这样，凡是调整罗马公民之间关系的属于市民法，凡是调整罗马公民和异邦人关系，异邦人之间关系的法律属于万民法。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是这样，大致可分为“礼”和“刑”，所谓“治之经，礼与刑”。[1]
　　到18、19世纪，随着法典编纂运动，大陆法系逐渐形成了现代法律体系的雏形，包括宪法、行政法、刑法、民法、商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法律部门的划分总是跟编纂法典相联，对部门法典的产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804年《法国民法典》，它被公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部民法典，标志着大陆法系的形成，其后世界上的每部民法典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法国民法典》的影响。法国在编纂民法典之后几年，又相继制定《民事诉讼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四部法典，加上《宪法》，构成了法国的法律体系。而行政法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形成法典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不大，但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的特殊地位是任何其他法律所不能代替的。中国在民国时期也仿照大陆法系制订了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在内的“六法全书”。应该看到，这些部门的划分，虽然与它们调整的社会关系有关，但这几大部门不像通常的那样划分为政治法、军事法、经济法、文化法、教育法等，这一方面决定于历史传统，另一方面是由调整方法的特点所决定的。由于调整方法的不同，在宪法与部门法、民法与行政法、确认权利法（包括宪法、行政法、民法）与保护权利法（刑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差别中，似乎可以看到这几个法律部门的基础性和纯粹性。宪法的一般（原则性）调整与部门法的具体调整，民法的平权型调整与行政法隶属型调整，宪法、行政法和民法确认权利的方法与刑法保护权利的方法，民法、刑法对实体权利的确认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对程序权利的确认形成了一一对应的关系。一些法学家甚至赞叹，这些基本的法律部门具有法律上的纯粹性、鲜明的对比性、法律上的不可兼容性的特点。尽管各部门的法律制度多种多样，但仍然存在法律工具的一些基本的、原始的因素（调整性和保护性，集中原则和任意原则，实体的和程序的原则），而所有这一切在这几个基本法律部门中都获得了最详尽的体现。[2]这是一幅多么理想的法律部门划分和组合的图画啊！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恰切，似乎它可以应对任何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任何变化似乎都可以纳入整个体系之中。实际上，19世纪后半期的概念法学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典法学学科体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法律部门及其之间的关系也日益复杂。这种复杂化一方面表现为法律部门越分越细，各个基本法律部门中都出现了进一步分化的趋势，如宪法之下的国家机构组织法和人权法，行政法之下的行政组织法、行政运作法、行政救济法等，民法之下的家事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债权法等，商法之下的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等，程序法除了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法之外，又出现了行政程序法和宪法程序法，还出现了仲裁法、调解法等非诉讼程序法。另一方面出现了许多新的领域，国家利益、社会利益与私人利益相互渗透，公权力与私权利相互影响，诉讼法与实体法相互作用，以至国际法与国内法相互转化，出现了大量的兼有不同法律部门特点的新领域，兼有几个基本法律部门特点的混合法律部门也出现了，最典型的就是经济法、环境法和社会法。再用公法与私法的两分法，甚至宪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诉讼法等基本法律部门来归纳不同的法律文件就太简单化了。面对新的社会关系，在原有部门中首先出现一些不那么纯粹的规范，它们处在原有部门的边缘，于是就在这个部门中出现了不那么协调的现象。后来，这类条文变得越来越多，原有的法律部门再也不能容纳它们，最后逐渐形成一个或若干个调整同类关系的法律文件，经过法学家的理论化，新的部门产生了。从实践来看，无论法学家还是实务工作者都正在学会用一种新的方法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再是站在某一法律部门的立场，甚至不再以法律规范为中心，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各种规范，可能是宪法的、也可能是民商法、刑法的或行政法的，甚至可能寻找处理该问题的非法律的规范，习俗、道德、社会团体规范。
　　原有的法律部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现象，在当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发生了。现实主义法学在1930年代就针对罗斯福新政时期国家干预的强化提出，公法与私法、私人自治领域与公共权力行使领域之间没有一条明显的界限。就最典型的私权，私有财产权和契约自由而言，都不是纯粹私的。它们都必须得到国家的确认和保障，与法律强制有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私法”只不过是公法的一种形式。[3]公法与私法、公共权力行使领域与私人自治领域之间的界限不是固定不变的、绝对的，而是流动的、活的，而且正在形成一些介于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兼有两个领域某些特征的“中间领域”。这涉及许多法律领域，如管辖权的界限、契约与非契约行为之间的界限、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界限，甚至生与死之间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流动的。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堕胎问题的判决指出，妇女怀孕3个月之内的堕胎受到隐私权的保护，属于私法领域；怀孕最后3个月的堕胎在法律上属于公权；而在中间3个月则部分属于私权，部分属于公权。[4]西方社会中这些新的变化在法学界引起不小的反响。梅利曼提出，由于政府、经济和社会的巨变，当代大陆法系传统“公、私法的划分正处在危机之中”。[5]昂格尔认为，当代西方社会“国家与社会的逐步近似，公法与私法的逐步混合”，导致了法治的解体。[6]伯尔曼则明确指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代西方国家协调一致的法律体系正在变得凌乱不堪，西方法律传统面临崩溃的威胁。[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自己的特点。和资本主义的自发形成相伴随，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漫长过程，以大陆法系为例，宪法、民商法、行政法、刑法、诉讼法经过了几百年，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社会法、环境法也经历了一百多年。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经过“文化革命”的惨痛教训，在确定走法治道路之后，要改变无法可依的局面，使社会生活法制化，必须加快立法的步伐。西方立法发展几百年的道路，中国浓缩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几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一项政治使命，使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直是中国立法的鲜明特色。与西方法律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间性、阶段性特别明显。西方法律体系的形成也有阶段性，其中立法者的目的也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总的来说这种阶段性是后人总结出来的，而中国则是按预期计划有步骤推进的。当然，这种计划性不是盲目的，它来源于并且受制于社会的实际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这种有计划性在中国共产党一系列重要的会议上都表现出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方针的同时就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从那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把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放到重要地位。1997年十五大、2002年十六大明确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2007年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党中央所提出的这些目标在全国人大的工作中得到贯彻。2003年李鹏委员长代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形成。 2008年吴邦国委员长代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2011年吴邦国委员长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这是中国法制建设史上的里程碑。为了完成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一历史使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制定立法规划，从五年规划到年度规划，虽然立法规划不是立法的法定程序，许多列入规划的立法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制定，但是它确实反映了中国立法的目的性、有计划性，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规范性文件归属的分析：当代中国立法的现状
从规范性文件的归属角度，截至2010年，中国已经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237件，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的分类，包括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其相关法、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和程序法。此外，现行有效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8]
　　中国宪法部门共有法律39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16%，包括宪法和宪法相关法。中国已经制定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四部宪法，现行宪法也已经有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四个修正案。但它们始终都是在一个统一的宪法框架内，不可能存在与宪法典并存的单行宪法。宪法相关法[9]是与宪法相配套、直接保障宪法实施和国家政权运作等方面的法律规范的总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有关国家机构的产生、组织、职权和基本工作制度的法律；有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有关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法律；有关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法律。
　　中国行政法部门共有法律77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33%，是法律最多的部门。行政法部门的内在结构包括特别行政法和一般行政法。特别行政法又称部门行政法，指规范各专门行政职能部门如治安、民政、国家安全、统计、邮政、海关、人事、军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管理活动的法律。一般行政法规定国家行政管理的基本原则、程序，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产生、职权和职责等，是横跨各个行政法领域、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运作法（包括行政许可、处罚、制裁、监察等）和行政救济法（行政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
　　中国刑法部门有法律1件，即《刑法》。中国刑法部门除了刑法典之外，过去曾经存在过单行刑法，即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的决定和附属刑法即非刑事法律中设置的附属刑法规定。1997年之后，刑法的修订则采用刑法修正案和刑法解释的形式，这对于保证刑法典的统一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也使得刑法成为中国各个法律部门中法典化、系统化程度最高的部门。
　　中国民商法部门有法律33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14%，包括民法和商法两个子部门。其中民法已经完成了《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物权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等主要法律的制定，欠缺的是编纂民法典。商法包括《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担保法》等。如果中国采取目前世界各国大多采取的民商合一的体例，设想在编纂了民法典之后，商法总则与民法总则合一，将具体的商事法作为民商事特别法保留在民法典之外。
　　中国经济法也是一个庞大的法律部门，共有法律59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25%。就其核心公共经济管理法而言，可以分为综合职能管理法和行业管理法两个部分。综合职能管理法包括宏观调控的各个领域，有《预算法》、《审计法》、《统计法》、《价格法》、《反垄断法》、各类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反洗钱法》、《税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产品质量法》、《计量法》、《标准化法》、《会计法》、《注册会计师法》等。行业管理法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工业、交通、贸易、对外贸易、邮政等各个产业法。
　　从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国法律部门的划分看，环境资源法横跨行政法和经济法两大部门，包括环境污染防治法和资源法两个子部门。中国现在已经制定的环境污染防治法包括《环境保护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岛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防沙治沙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气象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资源法包括《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土地管理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等。无论从国内需要还是国际环境看，环境资源法形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的社会法部门共有法律18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8%，主要由劳动保障法、社会保障法、社会公益与慈善法三部分组成。劳动保障法主要包括《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工会法》、《就业促进法》、《矿山安全法》、《职业病防治法》、《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制定的《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等；社会保障法包括《社会保险法》和特殊群体权益保障法，如《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社会公益与慈善法包括《公益事业捐赠法》和《红十字会法》，《社会救助法》正在审议。
　　中国程序法部门有法律10件，占全部有效法律的4%，包括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两类。其中诉讼程序法现已编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三大法典，而宪法程序法主要涉及违宪审查制度问题，中国的违宪审查权不由法院而由人民代表大会行使，目前主要由《宪法》、《立法法》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组成。非诉讼程序法《仲裁法》和《人民调解法》已经制定。
　　从规范性文件归属的角度进行法律部门的划分，只不过是对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一种归类方法。上述划分只具有相对性，在它们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的部门，如军事法，从这些部门之中是否还可以析出新的部门，如行政法部门中的教育法、经济法部门中的财政法，民商法部门中的家事法、知识产权法，都是见仁见智的。因此，法律部门的划分不是绝对的。更何况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变化，还会有新的部门产生。
三、法律规范性质的分析：公法与私法
立法的发展为法律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应该看到，立法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但是，法律的表现形式即规范性文件与它的内在结构可能不一致：一个规范性文件可能包含多种性质的法律规范，一个法律规范的不同部分也可能分布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而且，同一法律文件从不同角度完全可以作出不同的划分，例如，《行政诉讼法》既可以归属于行政法，也可归属于程序法；国家机构组织法既可以归属于宪法相关法，也可以归属于行政法，等等。在这种意义上，各个法律部门法律的数量只具有相对意义。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法的内在结构，而这个内在结构不是凭感觉就能认识到的，需要人的理性思维活动。在某种意义上，从立法实践上升到成熟的法律体系，恰恰是法学研究的任务，是法学研究不可推卸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提出的七个法律部门的分类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法律体系建构的大体框架，规范性文件的大致归属，并没有代替、更不可能穷尽法的内在结构和法律规范性质的研究。这里不涉及七个法律部门的划分是否合理的问题，只要不僵化，不把这个问题定尊一格，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既成事实，一个能把各类法律文件放置其中的框架，以这一划分为基础对进一步的研究是有好处的。不同的学者对法律部门的划分无论中外都有很不相同的意见。[10]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研究的重点并不仅仅在于划分为几个部门，而且在于怎样在不同部门的众多法律文件背后发现其内在的变化逻辑，寻找产生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研究其发展趋势。
　　如果换一个视角，不是从规范性文件的归属而是从法律规范本身的性质出发，就会发现这些规范性文件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特点。我们把公法和私法，实体法和程序法，国际法和国内法看作是分析法律规范性质的单元，是理想类型，把它们看作是相互对称、互不兼容、非此即彼的构成因素，而规范性文件则是由这些因素的不同组合而形成的载体。在此框架下，分析处在不同法律部门的规范性文件的性质和发展趋势。
　　（一）公法与私法的传统划分
　　公法与私法是法律体系，特别是实体法最常见的一种划分。公法，通常认为包括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私法则包括民法、商法。
　　在传统上，宪法、行政法和刑法之所以被视为公法，主要是因为：第一，它们的主体都包括行使国家权力的国家机关；第二，它们所调整的关系具有不平等的性质；第三，它们所保护的利益是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第四，它们所包含的规范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强行性、命令性的，作为主体的国家机关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模式行为，否则就是越权或滥用权力，所谓“法律不允许就是禁止”。就私法而言，民商法则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私法规范的特点是：第一，主体是个人或法人，而不是国家；第二，私法所调整的关系具有平权性，而不具有隶属性，虽然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也参加到民事关系中，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具有行使国家权力的性质；第三，私法所保护的是公民或法人的个人利益，而不是国家或公共利益；第四，私法规范具有任意性，而非强行性。长期以来，私权神圣和契约自由是民商法的两大原则，这充分表现了公民和法人在处置自己的财产和私人事务时不受政府、社会团体和其他任何个人干预的特点，“法律不禁止即允许”，即私权自治。
　　上述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标准，无论从主体、关系、利益还是规范的性质看，都具有对比性、不兼容性，非此即彼。从实际操作的层面，这种划分有相当大的争论，我们不难在宪法、行政法和刑法中找到私法性质的规范，而在民商法中同样可找到具有公法性质的规范。[11]这里，我们的着眼点不在于把所有法律部门区分为公法和私法是否合理，而是把公法和私法作为分析单元，看它们在不同法律部门中是如何分布的，从而研究各个法律部门的性质和发展趋势。公法与私法区分的标准仍然不变，只不过问题不再是宪法、行政法、刑法是否属于公法，民商法是否属于私法，而转变为这些法律部门中包括多少公法或私法因素，它们是如何组合的。
　　就实际意义而言，公法与私法代表了国家干预和私人自治之间的关系，是能够衡量当代中国社会和法律变革许多方面的重要指标。不难发现，当代中国由于国家干预的加强和市民社会对政治领域影响的双重作用，各个法律部门都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公法与私法因素在各个部门中相互混杂，这主要表现为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和兼具公法与私法特征的混合法律部门的出现。
　　（二）中国的私法公法化
　　所谓“私法公法化”，即传统上属于私法领域的民商法，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干预的影响。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所形成的作为私法核心的私权神圣、契约自由原则正在受到挑战：私权自治不是绝对的，它不得侵犯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利。西方的私法公法化发生在19世纪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之后，公法私法分离在前，私法公法化在后。而中国私法公法化和私法与公法剥离发生在同一过程，其背景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中国《民法通则》确定了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它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传统民法所具有的，规定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的地位平等，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的原则，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另一部分则体现了国家对个人的约束，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诚实信用、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这成为私权自治原则必不可少的前提。
　　《物权法》一方面把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受法律的平等保护确定为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规定“物权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在其他条款中对物权的不同形式也作出了许多强行性、限制性的规定。第41条规定国家所有权制度，“法律规定专属于国家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取得所有权”。第71条规定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第77条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在相邻关系方面，第84条规定：“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关于用益物权，第120条规定“用益物权人行使权利，应当遵守法律有关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资源的规定”。关于农村土地承包权，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上述这些原则和规定显然体现了国家对私权自治的干预。
　　《合同法》一方面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当事人依法享有自愿订立合同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从而确定契约自由、意思自治的原则；另一方面又将诚实信用原则和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契约自由原则的重要前提。第5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婚姻法》一方面确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又把保护妇女、儿童、老人的合法权利，实行计划生育共同作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第39条在谈到离婚财产分割时，提出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依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益的原则判决。
　　《公司法》把“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与公司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有限责任等一起确定为公司法的基本原则，还对公司经营活动作出了一系列强行性、限制性的规定。第17条规定：“公司必须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参加社会保险，加强劳动保护，实现安全生产”。第18条规定：“公司职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组织工会，开展工会活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公司应当为本公司工会提供必要的活动条件。公司工会代表职工就职工的劳动报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事项依法与公司签订集体合同。”第19条规定：“在公司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公司应当为党组织的活动提供必要条件。”第20条规定：“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第21条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22条规定：“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当然，上述私法公法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在民商法领域私人自治的实质，不能因此认为民商法已经变成以国家干预为主的法。民商法的实质没有变，只不过给私人自治设置了条件。
　　（三）中国的公法私法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