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沈阳市人大常委会


沈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2003年10月31日沈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003年11月28日辽宁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批准 2003年12月15日沈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26号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所有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城镇住房建设，提高城镇居民的居住水平，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住房公积金，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以下统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使用、管理和监督。

第四条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是住房公积金管理的决策机构。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是直属市人民政府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独立的事业单位，具体负责住房公积金的管理。

第五条 住房公积金的管理实行管委会决策、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的原则。

第六条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

第七条 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挪用住房公积金的行为进行揭发、检举、控告。

第二章 缴存

第八条 管理中心应当在管委会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指定的银行（以下简称受委托银行）设立住房公积金专户。

单位应当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经管理中心审核后，再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每个职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九条 新设立的单位应当自单位设立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自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

第十条 单位录用职工的，应当自录用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缴存登记，并持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或者转移手续。

第十一条 职工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的月缴存额为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乘以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超出本市上一年度社会月平均工资500％以外部分的，不计入缴存基数。单位应在每年7月份对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进行调整。

本市住房公积金的具体缴存比例，按照管委会拟订，市人民政府审核，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缴存比例执行。

第十二条 新参加工作的职工从参加工作的第二个月开始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单位新调入的职工从调入单位发放工资之日起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为职工本人当月工资乘以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第十三条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

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5日内将单位缴存的和为职工代缴的住房公积金汇缴到住房公积金专户内，由受委托银行及管理中心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第十四条 单位应当按时、足额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不得逾期缴存或者少缴。

对缴存住房公积金确有困难的单位，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工会讨论通过，由管理中心审核，经管委会批准，可以降低缴存比例或者缓缴；待单位经济效益好转后，再按规定恢复缴存并补缴少缴部分。

第十五条 职工按照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领取工资的，职工个人可以免缴住房公积金，职工所在单位应当以市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基数，按照规定的缴存比例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

第十六条 单位撤销、解散或者破产欠缴职工住房公积金本息的，比照所欠职工工资优先的原则予以偿还，缴入住房公积金专户。

第十七条 住房公积金自存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每年6月30日为住房公积金存款的结息日，结息后利息转入本金。

第十八条 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按照下列规定列支：

（一）机关在预算中列支；

（二）事业单位由财政部门核定收支后，在预算或者费用中列支；

（三）企业在成本中列支。

第三章 转移与封存

第十九条 单位合并、分立的，原单位应当自发生合并或者分立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变更登记，并自办妥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为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手续。

第二十条 单位撤销、解散、破产的，原单位或者清算组织应当自发生上述情况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注销登记，并自办妥注销登记之日起20日内持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手续，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转入管理中心指定的封存账户，实行集中封存。

第二十一条 单位与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并持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将职工住房公积金转入管理中心指定的封存账户，实行集中封存。

单位与职工停止工资关系但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单位应当自停止工资关系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封存手续，待工资关系恢复时，再办理启封手续，恢复缴存。

第二十二条 单位职工调出的，调出单位应当在职工调出之日起30日内，到管理中心办理变更登记，并持管理中心的审核文件，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转移手续。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自批准之日起15日内，凭批准文件到管理中心办理缓缴登记，再到受委托银行办理账户封存手续。

缓缴住房公积金的单位在批准期限内经济效益好转的或者批准期限到期后30日内，应当到管理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启封手续；批准期限到期后，仍需缓缴的，应当自到期之日起30日内重新办理缓缴审批手续和续封手续。

第四章 提取和使用

第二十四条 职工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一）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二）离休、退休的；

（三）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四）出境定居的；

（五）偿还所购自住住房贷款本息的；

（六）户口迁出本市，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七）非本市常住户口或本市农业户口的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八）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住房公积金转入管理中心指定的账户集中封存满2年仍未重新就业的。

依照前款第（一）、（五）项规定，在提取职工本人住房公积金存储余额不足时，其配偶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依照前款第（二）、（三）、（四）、（六）、（七）、（八）项规定，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同时注销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职工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的，职工的继承人、受遗赠人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无继承人也无受遗赠人的，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纳入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

第二十五条 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应当出具有关证件和证明，向管理中心提出申请，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日内作出准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提取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支付手续。

第二十六条 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在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时，可以向管理中心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并提供担保。

管理中心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准予贷款或者不准贷款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准予贷款的，由受委托银行办理贷款手续。

住房公积金贷款的风险，由管理中心承担。

第二十七条 管理中心不得向他人提供担保。

第二十八条 住房公积金的增值收益应当存入管理中心在受委托银行开立的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专户，用于建立住房公积金贷款风险准备金、管理中心的管理费用和建设城市廉租住房的补充资金。

第五章 监督

第二十九条 市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住房公积金归集、提取和使用情况的监督，并向管委会通报。

管理中心在编制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时，应当征求市财政部门的意见。

管委会在审批住房公积金归集、使用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时，必须有市财政部门参加。

第三十条 管理中心编制的住房公积金年度预算、决算，应当经市财政部门审核后，提交管委会审议。

管理中心应当每年定期向市财政部门和管委会报送财务报告，并将财务报告于每年3月31日前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一条 管理中心应当依法接受审计部门的审计监督。

第三十二条 管理中心和职工有权督促单位按时履行下列义务：

（一）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登记或者变更、注销登记；

（二）住房公积金账户的设立、转移或者封存；

（三）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

职工发现所在单位未按照规定履行上述义务的，可以向管理中心举报。

管理中心可以对单位履行上述义务情况进行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不得拒绝。

第三十三条 管理中心应当督促受委托银行及时办理委托合同约定的存贷款、结算等金融业务。

受委托银行应当按照委托合同的约定，定期向管理中心提供有关的业务资料。

第三十四条 职工、单位有权查询本人、本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提取等情况，管理中心和受委托银行不得拒绝。

职工、单位对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有异议的，可以申请受委托银行复核；对复核结果有异议的，可以申请管理中心重新复核。受委托银行、管理中心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5日内给予书面答复。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不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登记、变更登记或者不为本单位职工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设立手续的，由管理中心责令限期办理；逾期不办理的，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单位逾期不缴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的，由管理中心责令限期缴存；逾期仍不缴存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挪用住房公积金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追回挪用的住房公积金，没收违法所得；对挪用或者批准挪用住房公积金的负责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

第三十八条 管理中心违反财政法规的，由市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采取欺骗手段提取住房公积金的，由管理中心追回骗取的住房公积金，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规定，管理中心向他人提供担保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住房公积金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安工作的几点思考

深圳市公安局南园派出所刑警队副队长 李笑杰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转变， 这是我们常说的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利益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个人之间利益差别越拉越大，产生了利益分配的矛盾和冲突，人们的社会价值导向呈现了多元并存的情况。一部分人往往注重自我和实现自我价值，缺乏良知和起码的社会责任感，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玩乐主义等等，当其超常的物质欲望和精神欲望通过正常途径得不到满足时，便采取越轨的手段以求解决。因此，在人、财、物大量集中的城市，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社会治安形势也日益严峻。

一个城市在相同的历史时期，其犯罪率的高低，基本反映了社会的治安状况。改革开放之前，人们常常谈及低犯罪率的问题，其实并不是社会治安好的标志，而是生产力低下的表现。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犯罪率逐年上升，如果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问题，这应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在世界近代文明史上也不乏先例。不论是在十九世纪法、德、俄等国的工业革命初期，或者二十世纪发展中国家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进程中，虽然各国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特点有所不同，但却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犯罪率激增的现象。可以说，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进程的副结果，那就是“惊人的犯罪率增长的痛苦折磨”。美国社会学家谢利·路易丝在《犯罪与现代化》一书中说：“由于社会日益城市化，曾经一度是城市居民生活的局部问题变成影响现代化生存的性质和阻碍许多国家未来发展进程的问题，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因此，我国在改革开放状态下犯罪率相对上升也并非不正常，关键要看我们如何去遏制它。

在这一时期，公安机关如何去做好社会治安的控防工作？如何有效地打击犯罪？如何加强对队伍的建设？笔者从事警务工作十余年，对此进行了长期的思索，现就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重新评估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

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司法力量。《人民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在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公安机关作为“公权”的行使机关，不仅肩负着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还肩负着保护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等“私权”的任务。“公权”的行为集中表现在“保卫”、“维护”、“惩治”等具有国家权力特征的字眼上。

无可否认，“公权”的依 法行使，能更好的为“私权”服务。但要明确的是，并非任何“私权”都会得到“公权”的保护。“公权”的服务，应当是“维护、保护、预防、制止和惩治”等带有国家权力性质的行为。要得到“公权”的保护，“私权”必须是合法的，并且在法律、法规规定范畴之内，同时属于国家某种机关管辖的范围。事实上，公安机关的服务功能，正在偏离公安机关的工作任务，全社会的服务功能有向公安机关集中的趋势。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领导不切实际的打出了“有困难找警察”的口号，并对此大力渲染，无形中群众认为警察成了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邻里吵架、夫妻吵架，群众不找居委会，找警察；欠债纠纷不找法院，又是找警察。公安民警处理起来左右为难，疲于奔命，事实上警察对有些事情也根本无法处理。这种耗时、费力的工作，牵制了公安机关投入对社会治安控防的大量警力。浙江大学一位从事行政法学研究的教授认为，“模糊不清的承诺，其实是对滥用公共资源行为的一种纵容。警察是公共服务机构，他为个人提供服务时，应该是求助确实力所不及并且为‘急、难、险’的情况。”

我们并非否认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为考虑达到公众的满意而进行的单纯服务等层面的优化警察勤务规划有必要，但在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公安机关的服务职能进行审慎的再认识。笔者认为，现阶段公安机关的服务应当主要围绕维护社会稳定的主流任务而不是对个体公民某些“私权”的满足和服务，服务应当是对公民的“共同私权”的服务，服务应当是公安机关职权、义务范围之内的“便民、利民、为民”措施。公安机关从有些不必要的“服务”中解脱出大量警力对社会面进行控防，集中精力打击违法犯罪活动，改善治安环境，增加公众的安全感，这其实是对人民群众最大的服务，更能体现人民警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针对社会犯罪激增的情况，从来都是以强化打击犯罪来服务社会公众，未见有号召警察来全方位满足公民个体“私权”的服务。我国在此社会转型、治安形势严峻时期，由警察来对社会提供全方位的服务是不现实的。

二、对公安机关现有体制模式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现有的公安体制架构基本在沿用六七十年代的办公模式，虽然有些地方的公安机关进行过改革创新，但尝试得不够彻底，其实也是“换汤”式的改革，未能从根本上提高警队的战斗力，甚至改革之后战斗力有所削弱。旧模式在新形势下日益显露其弊端，主要表现在：配置警力不合理，机构分散，业务重叠，多头领导，公安资源浪费严重。这绝非危言耸听，只要我们审慎的对现有机构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上述弊端。如巡警的配置，现状是市局一级机构设支队，分局再设大队，大队下面设置中队，具体巡务由中队负责。支队、大队两级各有办公机关及机关警务人员，而且人数众多。在关系上，支队对大队进行业务指导，分局则对大队直接领导。正是由于“指导”、“直接领导”的原因，造成了两级机关的生存空间，从而使得在这个空间中漂浮着大量的富余警力。我们试想，如果剔除了“指导”、“直接领导”，两级机关可以抽出多少警力？机关每年所使用的经费又可以节省多少？这个不难计算。长期以来，在公安部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改革从未更断，措施不断更新，但效果却不理想，刑事案件仍然居高不下。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是由于公安机关只关注公安资源的投入和使用，而对结果和投入缺乏相应的成本观念。则投入时“不计成本”，而对于投入以后产生的效益不能进行可行的测定和评价，因此就出现了警察部门内部存在大量的无效警力和负效警力。上述巡警的问题亦是基于这个原因。

警力隶属多头，难以集中使用，这是公安资源浪费的另一个重要现象。如在路上巡逻的警察，除了交警，还有巡警，甚至再有派出所的民警，三种警察分属不同部门，多头领导，警务安排各自为主，任务重复，难道这还不是浪费？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要形成拳头，必须五指收拢。这是“拳头理论”，也是常识。拳头的力量比手指的力量大，使用警力亦是同一道理。用“拳头理论”及“成本理论”来指导公安体制改革，将大部分的机关警力直接设置在最基层，充实第一线的警力，我们还会抱怨“警力不足”吗？

“警力不足”是相对的概念。何谓“足”，何谓“不足”，没有统一的标准。从基层派出所的角度来看，搞基础警务工作，每天不断的忙，没完没了，加班加点，警力确是“不足”。但在有些机关部门，上班一杯茶，一份报纸，消闲自在等下班，这不止是警力“充足”，甚至是富余。所以，公安部门长期出现了劳动量两极分化的现象。我们用家庭理论来考察，一家五口人，如果大哥忙，兄弟还可以过来帮忙，大家分担，很快就把事情办完。但是，现在的公安机关部门之间只能是邻里关系，邻居帮忙与否不是义务，而是出于自愿。如果基层派出所作为一个家庭，其他机关部门即是邻居，警力长期得不到集中使用，问题的症结就出于此。我国现在流行的与发达国家警力万人比的数字攀比观念，这已经不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信息时代来临，世界各国正沿着“全球一体化”的轨道发展，我国亦不例外，因此，现代的警务工作出现了全新的理念。公民认为：政府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公众，而供养政府及政府工作人员的所有经费又是取之于民的税收，作为有纳税义务的公民理性的思考是，既要从政府处获得高质量、全方位的服务，又不愿增加赋税。所以，公众的一致愿望是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公共运作模式。基于公众的统一愿望，各国政府正在调整公共财政支出体系，精简机构及人员，以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警察部门作为政府最大的部门之一，各国政府亦在有效地控制投入，以防止其不断膨胀。作为警察机构，一定要摒弃传统的扩充人员、加大投入的旧思维，而要从内部挖掘增加警力的潜力。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亦进行精简机关人员之类的改革，充实了基层部分警力，但未抓住问题的本质，未起到解决基层警力不足的根本作用。现代的警务规划必须以效率、效益最大化为原则，警务安排中不能出现任何无效率和浪费现象，因此，公安机关必须痛下决心，对机关架构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砍掉没必要存在于市局、分局的二级机构，将人员、业务直接放在基层。粗略计算，以深圳为例，单是“巡所”一体化，就可以为基层派出增加近百分之一百的警力。这样规模的第一线基层警力，没有理由搞不好社会治安工作。

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西方国家的警察部门管理出现了全新的理念，称为“第五次警务革命”，这对我国公安机关的微观管理有极好的借鉴作用。他们主张通过市场机制来完善警察内务管理，其基本观点包括：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管理上无本质的差别；私营部门管理具有优越性；借用私营部门管理模式来重塑警察形象。因此，成本预算成为警察局长必须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即安排一个警力必须能发挥最大的效益。这要求警察局长不仅是警察工作的行家里手，而且还应是会精打细算的老板。事实上，这个理论在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务规划中已经得到运用，如：警务安排执行严格的分班制度；警力安排根据警察工作量作弹性变化；为节省警察投入，在安排内勤工作人员时招募一批有技术、待遇低的文职人员等措施。在指导警务外部工作时，他们用经济学的观点来分析警察机构长期存在的困境，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独到办法。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必须由政府官僚机构来提供”。既然警察机构内部问题重重且历次改革收效甚微，那么最好的出路是打破警察的垄断地位，建立公私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使公民得到自由选择的机会。

上述的警务理念，与警察的实际工作相联系，也许对传统的警察业务必须由国家警察包办的认识提出了挑战。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把除属于国家警察权范畴的强制措施和执法活动外的警察管理、保护、救护、服务等职能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社会公众很满意。如果我们公安机关借鉴其合理的成分，对内勤人员亦使用社会招募的技术人员，并将警察的部分服务业务交由社会其他组织来履行，我们可以节约近三分之一的公安资源。

三、“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这是德国犯罪学家李斯特说的话，在大陆法系、英美法系一直被政府、犯罪控防专家奉为至理名言，亦是他们在进行犯罪预防工作时奉行的准则。他们认为，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控制犯罪是社会的责任，警察只是刑事司法系统的一部分，而刑事司法系统又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仅仅依靠警察来控制犯罪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由政府乃至全社会共同参与。/犯罪问题没有国界之分，有共通的特点，笔者认为李斯特的这句话也应该成为我国对社会治安管理、犯罪预防的至理名言。

社会政策是一个宏观的概念，涉及政府对社会进行宏观调控，对自身行为、企业行为、公民行为进行规范，从源头对社会控制、治理、防范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它包括法律、法规、政府的所有成文文件等等，范围广大。众所周知，完善的社会政策，可以创造优良的社会环境，当然包括优良的社会治安环境。长期以来，我们政府在致力完善社会主义的法制体系，法治观念深入民心，这些都是社会政策日趋完善的标志。但是，在很多领域内，还存在法律的空白地带。地方政府在进行行政管理时，缺乏深入调研工作，并未制定或未完善地制定相关的社会政策，或者在制定有关政策时未综合考虑解决治安隐患问题，在源头上对社会治安的不稳定因素得不到有效遏制。政府要求公安机关对违法犯罪分子保持高压态势，严打一浪接一浪，专项治理运动一个接一个，往往是运动期间治安形势好转，运动一过即沉渣泛起。如抢盗机动车辆案件，公安机关不断的打击，案仍有增无减的发，这是什么原因？说明了我们的工作未抓住本质，即治标未治本。政府应对此进行深入调研。重视打击之外，重要的还是防，要“打防并举”。当然公安机关的控防工作很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对源头的防。卫星定位系统对机动车的防盗抢效果很好，为什么政府对机动车销售时不将之进行捆绑销售的立法？同样道理，房地产市场也应与室内红外线防盗系统进行捆绑销售。完善的控防措施必然可以遏制大量的治安、刑事案件的发生。在英国，针对社会出现大量盗抢手机的案件，政府对手机进行了登记、凭登记牌转机、上网的立法，如果公民使用非经登记的手机，便可认定为刑事罪行，遏制了销赃市场，此类案件一下子大幅降低。这就是社会政策所起的积极作用。

关于西方国家重视犯罪预防的情况，在此不妨作一赘述，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1) 美国：60年代末，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法律实施局。它的作用是把联邦的税收转给各州和地方政府进一步进行犯罪控制，以想尽对策来减少犯罪。1980年，美国又成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它关心年轻人，重视宣传工作，强调犯罪预防会使美国人生活过得更美好。

(2) 瑞典：1974年，瑞典国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起初，该委员会的活动主要是研究与审判系统有关的问题，后来研究的重点逐步集中在犯罪预防和对这些估计上，并把犯罪预防作为首要任务。它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改进各个组织的犯罪预防方法，依靠社会力量同犯罪作斗争。它重视观察、分析及预测犯罪的发展，研究犯罪的起因、阻止犯罪的方法和估价，强调犯罪预防一定要形成组织，要重视调查研究，并且对实施的方法要进行评估。

(3) 荷兰：1986年，荷兰政府开始实施一项犯罪预防计划，它包括50多项系统工程。如为失业者提供看管自行车的工作，在商店协助警察打击扒手，举行女子自卫讲座等等工程。该国50多个市政府都成立有犯罪预防的协调单位，通过警察及不同的城市管理部门间的合作来寻找同犯罪作斗争的方法。

(4) 法国：1983年，法国建立了“国家犯罪预防委员会”，地方700个城镇和地区亦建立了犯罪预防委员会来预防犯罪。这些委员会的成员有选举出来的官员，地方基建、教育、劳动、司法长官、警察和一些私人组织的代表，他们探讨犯罪的原因，达成一致协议后采取合适的预防措施，同时实施许多预防犯罪的工程来控制犯罪。

(5) 加拿大：在该国，有关社会、卫生、住房和经济发展计划也被列入“社会安全网”的一部分，通过这些政策来预防某种具体的犯罪。如在80年代，卫生福利部接管了全国禁毒战略计划、全国反对酒后开车计划和全国预防家庭暴力计划的预防犯罪领导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为建立一个更加安全的社会，加拿大政府还建立了预防犯罪的网络体系，通过了城市安全和预防犯罪的政策。这个政策包括由司法部、检察署、卫生福利部、国务部、劳工移民部和加拿大抵押住房公司建立的一项新的计划。这项计划起到了预防犯罪行动情报交换所的作用。

从上面有关国家的情况看来，政府在犯罪预防方面起了主要作用。因此，我们政府应积极借鉴其合理成分，加强与公安机关的联动机制，加强对社会治安、犯罪问题的调研工作，准确、及时地将动态信息反馈给政府决策层。政府要据此对社会治安进行通盘考虑，对可以预防的犯罪，政府要从宏观政策上设置防范障碍，增加社会投入，加大犯罪成本，进行综合治理，毕竟治理社会治安工作并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在西方国家，理性的公民均一致认为管理社会治安是全社会的事。我们政府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时，再不能固守传统的“报复”性立法观念（如触犯了某条文，以犯罪论，处多少年徒刑。此即报复性立法），而要以犯罪预防的理念，在法律、法规中增加预防犯罪的条文，对社会治安控防加大立法力度。尽管立法时有可能触犯了部分人的利益，但如果对社会整体、对社会治安大环境有利，必然为广大群众所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