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遗嘱的认定与建构

法商研究 发表时间：199901
作者：麻昌华/曹诗权

植根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遗产继承关系，不仅浓缩着家庭或亲属之身份关系、财产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而且折射出宏观经济体制的运行态势，并反映人们的时代性财产观念和权利意识。我国现行继承法运作十多年来，经济体制的纵深改革、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家庭结构和职能及亲属模式的演变、公民财产权利意识的明显增强都无不对遗产继承产生深层次的影响，使遗产的静态质、量多元化，动态归属复杂化。其中，共同遗嘱已不再像立法初期那样无关紧要，而是凸现为一个比较重要的法律问题。对此问题，由于立法上未作明文规定，理论上少有问津，民间盲目选用而自生自灭，实务中认定和处理多有分歧，所以迫切需要从学理上解惑，从法律上定位，并为实践操作提供导向。基于此，笔者拟对共同遗嘱的认定和建构作基础性评析，以期引起学界同仁的共鸣和实务界的重视。

一、共同遗嘱的概念和表现
共同遗嘱又称合立遗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共同订立的一份遗嘱。其表现有形式意义的共同遗嘱和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两大类。

形式意义的共同遗嘱又叫单纯的共同遗嘱，是指内容各自独立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记载于同一遗嘱书中。这种共同遗嘱只保持着某种形式上的同一，而在内容上是各遗嘱人独立进行意思表示，并根据各自意思表示产生独立法律效果，相互不存在制约和牵连。一个遗嘱人的表意内容是否有效或生效不影响其他遗嘱人表意内容的效力。


实质意义的共同遗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将其共同一致的意思通过一个遗嘱表示出来，形成一个内容共同或相互关联的整体遗嘱。这种共同遗嘱通常又有四种表现：一是相互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产继承人，即指定对方为自己的遗嘱继承人并以对方指定自己作遗嘱继承人为前提；二是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其遗产为共同财产居多；三是相互指定对方为继承人，并约定后死者将遗产留给指定的第三人；四是相关的遗嘱，即形式上各自独立、实质上相互以对方的遗嘱内容为条件的遗嘱，一方遗嘱撤回或失效，另一方的遗嘱也归于失效；一方遗嘱执行时，他方遗嘱不得撤回。


严格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应仅限于实质之共同遗嘱，而形式上之单纯共同遗嘱，不论是在一份遗嘱书上写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各自具有独立内容的遗嘱，还是在同一信封里装有两份或两份以上的内容各自独立的遗嘱，都只是不同遗嘱人的独立遗嘱，与共同遗嘱有实质性区别。

二、共同遗嘱的基本特征
实质意义上的共同遗嘱，作为一种特殊的遗嘱，与一般遗嘱相比，具有以下特征：

(1)共同遗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遗嘱人的共同法律行为。共同遗嘱至少有两个主体的意思表示一致，所以不是单方法律行为，而属于双方法律行为。但这种双方法律行为与一般民事合同又有不同。它不是双方主体基于各自的目标和利益而形成的相对应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是双方或多方主体确定和追求一个相同的目标，形成共同意思表示的一致，亦即“两个以上的有着同一内容、同一目的并行的意思表示的一致”。（注：郭明瑞等：《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在民法理论上，一般将这种法律行为称为共同行为或多方法律行为，其特点在于存在着双方或多方当事人，当事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共同的，由他们所作出的意思表示所发生的法律效果是共同的。（注：参见王利明等：《民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67页。）


(2)共同遗嘱的内容具有严格的内在整体性和变更、撤销的非自由性。这一特点具体表现为三层：第一，当共同遗嘱是共同指定第三人为遗产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时，其内容构成一个单一的完整共同体，不可分割。第二，当共同遗嘱属于相互遗嘱和相关联遗嘱时，其内容则具有相互制约性和关联性。遗嘱人之一处分遗嘱所涉共同财产或个人财产时，应受他方意思的制约。如果在订立遗嘱时双方都以对方的遗嘱内容作为条件，那就必然会导致一方的遗嘱意思发生变更或撤回，另一方的遗嘱意思也不发生效力。第三，在共同遗嘱人生存期间，可以通过共同意思表示变更或撤销遗嘱；一方变更、撤销遗嘱之内容或对财产进行处分，应告知另一方。在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后，生存方原则上不得变更、撤销遗嘱或进行与遗嘱内容相违背的财产处分。尤其在相关联的遗嘱中，内容已经执行，另一方则不得撤销遗嘱。


(3)共同遗嘱所处分的财产大多是遗嘱人的共同财产。共同遗嘱人基于婚姻关系或家庭关系而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形成未经实际分割的共有财产关系，不仅为订立共同遗嘱提供了现实的便利，也是其通过共同遗嘱行使共有财产权的一种方式。


(4)共同遗嘱的生效时间有一定的特殊性。一般遗嘱由遗嘱人单方作出，所以遗嘱人死亡遗嘱即开始生效。共同遗嘱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订立，其死亡时间先后不同，同时死亡的为数不多，从而遗嘱生效时间不能与一般遗嘱一样认定。从总体上来说，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共同遗嘱不发生效力，或者部分发生效力，只有当共同遗嘱人全部死亡时，遗嘱才能全部生效。（注：参见张玉敏主编：《继承制度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或者说，“在共同遗嘱人中的一人死亡时，遗嘱中涉及该遗嘱人遗产的内容也就应发生效力，而涉及未死亡的遗嘱人的遗嘱内容则不能发生效力。只有在共同遗嘱人全部死亡的情况下，共同遗嘱才能全部生效。因此，对共同遗嘱效力的认定，应当以各个遗嘱人死亡的时间具体确定。”（注：郭明瑞等：《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2页。）在此基础上，还应注意不同类型的共同遗嘱，其生效时间又有不同要求：第一，互相指定对方为继承人的共同遗嘱，一方死亡时遗嘱生效，生存方的遗嘱内容即失其效力。第二，以共同财产指定第三人为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共同遗嘱，必须在共同遗嘱人均死亡后才发生效力。一方死亡后，活着的一方得自由行使共同财产权，但要受到遗嘱内容的拘束，不得进行与遗嘱相违背的法律行为，原则上也不得变更、撤销遗嘱。第三，相互指定对方为继承人，并共同指定第三人为最终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共同遗嘱，其生效时间分两个阶段：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相互继承的内容生效，生存方依遗嘱取得遗产；当最后一个遗嘱人死亡，遗嘱全部生效，第三人依继承或遗赠而取得财产。第四，共同遗嘱实为相关联之遗嘱时，一方死亡，遗嘱应认定为生效，生存方原则上不得变更或撤销遗嘱，或者进行与遗嘱内容相抵触的处分行为。

三、世界各国对共同遗嘱的立法选择

共同遗嘱来源于西欧德、法等国的习惯法，盛行于中世纪。罗马法时代还没有承认这种遗嘱的有效性，到了14、15世纪这种遗嘱的方式开始在欧洲流行起来。当时，这种遗嘱形式主要是发生在夫妻之间，他们以共同订立的遗嘱，相互遗赠或共同处分自己的财产。（注：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现今世界上各主要法系国家对共同遗嘱持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注：参见张玉敏主编：《继承制度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一种是持肯定态度，承认共同遗嘱的合法性、有效性。如德国、奥地利、韩国等。英美法系的国家也承认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但英国法中的“共同遗嘱”往往是指“单纯共同遗嘱”，即形式意义上的共同遗嘱，其所称的“相互遗嘱”才真正具有共同遗嘱之内涵。因为其共同遗嘱是指两个以上的当事人遵照普通遗嘱的法定形式，将他们的遗愿写入同一书面文件之中，并不是作为一个遗嘱，而是作为各个立遗嘱人的单个遗嘱发生效力。而英国法的相互遗嘱则是指两个以上的当事人在相同条件下，相互授予对方利益的书面文件，并且在遗嘱人之间还订有不得撤销的合同。这种相互遗嘱不仅是共同遗嘱，而且已具备继承契约之特征。另一种是持否定态度，即禁止设立共同遗嘱，否认共同遗嘱的效力。如法国、日本、瑞士、匈牙利、捷克等国，法律明文禁止订立共同遗嘱。此外，还有些国家或地区的继承法既未明确规定允许订立共同遗嘱，也未明确禁止订立共同遗嘱，但在实际上并不承认共同遗嘱的法律效力。


同为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和德国民法之所以对共同遗嘱持完全相反的态度，有学者分析其原因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注：参见吴英姿：《论共同遗嘱》，《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年春季号，第150页。）(1)立法背景不同。《法国民法典》制订于19世纪初，正是自由资本主义上升阶段。资产阶级的“自由原则”成为民法的立法原则。在遗嘱继承中，“遗嘱自由原则”得到充分肯定。共同遗嘱被认为极有可能限制后亡者变更、撤销遗嘱的自由，违背遗嘱自由原则而遭禁止。《德国民法典》颁布于1896年，资本主义走向垄断的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民事活动的干预日趋增强，民事法律中的自由原则相对而言受到较多的限制。(2)每个国家的法律或多或少地反映着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习惯和民众意识。《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深受古罗马法的影响。“继承”一词在古罗马法“其原意是指继承人在法律上取得被继承人的地位，即继承被继承人的人格。”虽有遗嘱继承，但当时只有一家之主可以立遗嘱，遗嘱内容即指定继承其身份及财产的继承人。多数情况下，遗产连同身份、地位完全由被指定的继承人一人继承，因而不可能存在夫妻或其他家庭成员共同订立遗嘱的情况。故罗马法没有确认共同遗嘱，《法国民法典》不承认共同遗嘱便很好理解了。相反，德国在中世纪时，共同遗嘱便为许多人使用。以后共同遗嘱甚至得以在欧洲流行。直至资本主义时代，德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种传统。德国民法典第一次起草时，共同遗嘱被认为是继承契约与遗嘱的中间物，并未得到承认。第二次起早时，考虑到当时的社会习惯，认可了这种遗嘱方式。(3)两国在制定法律时所采用的不同立法原则使然。就共同遗嘱问题，法国民法更偏重于遗嘱理论，德国民法则侧重于继承实践。在这一点上，德国民法与英美判例十分相似，采用“遵循先例”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其判例法较大陆法系国家的成文法更贴近实践，也能更快地反映实践。

四、我国对共同遗嘱的态度
由于我国现行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共同遗嘱，因而对究竟应该认可抑或完全禁止共同遗嘱形成不同的认识，产生了三种态度：

第一种为肯定说。该说认为，虽然继承法没有明文确认共同遗嘱，但也未排除共同遗嘱的有效性，从我国国情出发，应当确立共同遗嘱的法律地位和效力，提倡夫妻二人采用共同遗嘱的形式处分共同财产。其基本理由可概括为三点：第一，共同遗嘱与我国人民的传统习惯协调一致。我国财产继承的习惯做法是，父母一方去世，子女一般不急于去继承父亲或母亲的遗产，而是等到父母双亡以后，子女们才去分割父母的遗产。父母（夫妻）双方共同订立遗嘱，在许多情况下，也是与这种习惯做法相适应的。第二，共同遗嘱适应我国家庭共同共有财产的性质。我国现阶段的家庭，一般都是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收入归家庭共同所有，消费按需分配。单个的家庭成员除了各自拥有自己日常所需的衣物和其他生活用品以外，对家庭财产享有共同共有权，只有在分家析产或家庭成员死亡时，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才能从家庭共有财产中分离出来。在此之前，遗嘱人在立遗嘱时，无法对个人的财产预先作出遗嘱处分。提倡合立遗嘱，正好反映了这种家庭共有财产的要求，有利于共有财产的认定和处理。（注：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4～385页。）第三，共同遗嘱有利于保护幼小子女和配偶的利益，避免继承人之间为争夺遗产而引起的家庭纠纷。（注：参见张玉敏主编：《继承制度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16页。）


第二种为否定说。该说认为共同遗嘱与遗嘱的理论相矛盾，我国继承法不承认共同遗嘱的效力。其理由主要有：第一，共同遗嘱有违遗嘱自由原则。“盖遗嘱有绝对的自由性，其成立、消灭应独立为之，共同遗嘱妨碍遗嘱撤回之自由，而且就共同遗嘱人之意思亦易生疑义，自不宜承认共同遗嘱；而夫妻之人格各自独立，亦无为例外解释之必要。”（注：陈其炎等：《民法继承法新论》，台湾三民书局印行，第307页。）换言之，遗嘱是遗嘱人单方面的法律行为，遗嘱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完全可以独立自在地决定遗嘱的成立、变更或撤销。而二人或二人以上订立的共同遗嘱，却没有这种随意性，其订立、变更或撤销，必然要受到另一遗嘱人的制约。比如说，在共同遗嘱订立以后，遗嘱人中的一人事后反悔，改变主意，要撤回遗嘱，如果立遗嘱的另一人不同意撤回，则共同遗嘱不能撤销。这就违背了遗嘱自由原则，且容易引起纠纷。（注：参见刘春茂主编：《中国民法学·财产继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9页。）第二，共同遗嘱的实现过程容易出现障碍，特别是指定第三人为最终继承人或受遗赠人的共同遗嘱。这种共同遗嘱以遗嘱人全部死亡为生效条件。然而现实生活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遗嘱人同时死亡的概率微乎其微。一方死亡到遗嘱生效往往相隔很长一段时间，其间难以预料的情势变迁会影响到共同遗嘱的最终实现。最突出的是，共同遗嘱人之一死亡后，另一方欲更改或撤销遗嘱的问题。发生这种情况，必将涉及对先亡者遗愿的尊重和遗嘱指定的最终继承人权利的保护，关系十分复杂，给处理造成困难。（注：参见吴英姿：《论共同遗嘱》，《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6春季号，第151页。）第三，共同遗嘱有背遗嘱形式的强行性要求。共同遗嘱不是与个人遗嘱相并列的一种遗嘱类型，而是一种遗嘱的形式。遗嘱的形式不是任意性的规定，而是强行性的，即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就不能发生效力。在我国《继承法》施行前，由于我国法律并未对遗嘱的形式作出明确规定，存在共同遗嘱是可以理解，也是承认其效力的。但是在《继承法》施行后，对于不合法律规定形式要求的遗嘱，则不能承认其效力。因此，对于《继承法》实施后设立的共同遗嘱，应当是属于形式不合法律规定的无效的遗嘱。但是对于单纯的共同遗嘱，由于遗嘱中各遗嘱人的意思表示是独立的，对其效力容易确认，应当承认是有效的。（注：参见郭明瑞等：《继承法》，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75页。）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的通知

银发[2001]397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

　　近年来，各地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信用社）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不断加大支持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力度，特别是大力推行了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受到广大农民和地方政府的欢迎。为贯彻落实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更好地发挥信用社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总行制定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管理指导意见》，现予印发，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工作任务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调整农业结构，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新阶段农村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要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农业结构调整的信贷支持”。人民银行各分支行和各地信用社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加收入奔小康的战略高度，切实提高对信贷支农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采取措施，改进对农户贷款的管理，为农村经济工作目标的顺利实现贡献力量。
　　信用社广大干部职工要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通过调整贷款投向、加大农户贷款投入，促进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创建信用村镇、改善信用环境，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改进贷款方式、简化贷款手续，千方百计改善服务，维护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

二、大力推进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方便农户借贷

　　对农户一般性种植和养殖业生产的资金需求，信用社原则上应采取小额信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不需要抵押担保。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具体额度，由各地信用社、县(市)联社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的实际状况、农户生产经营的收入和信用社资金状况等具体确定。凡是还没有开办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信用社，明年都应开办起来。
　　对超过农户小额信用贷款限额、借款者本人又无法提供有效抵押、担保的农户贷款，信用社可采取3—5户农民联保的办法。对于农户其他生产和经营，特别是市场前景难以把握的较大规模生产和经营的大额资金需求，信用社原则上应按《贷款通则》的有关规定，坚持审贷分离、逐笔核贷，以确保信贷资金安全。

三、依靠农村各级党政组织，建立信用评定制度，完善农户贷款信用体系

　　人民银行各分支行要督促信用社对服务区域内的农户建立贷款档案，并根据农户的个人信誉、生产经营能力和还款记录等，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要成立农户信用评定小组，专门负责对农户的信用状况进行评定。评定小组要依靠当地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征求他们的意见，以充分发挥他们既熟悉农村工作和农户情况，又可以监督贷款发放、协助贷款管理的作用。
　　信用社应根据农户的信用等级，对其核定相应的信用贷款限额，并颁发贷款证。农户需要贷款时，只要在核定的额度内，就可以凭贷款证到信用社营业网点直接办理贷款，不再需要层层审核、批准。
　　在建立农户信用评定制度的基础上，各地可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地进行信用村（组）、信用乡（镇）的评定活动，以推动农户信用评定工作的开展，提升农户信用评定制度的层次和效果，更好地发挥这项制度的作用。
　　“信用村（组）”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无拖欠贷款农户占辖内贷款农户总数的80%以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支持信用社工作，帮助信用社组织资金、清收旧贷等。“信用乡（镇）”一般应具备以下条件：辖内信用村占总村数的50%以上；信用社不良贷款在20%以下；乡（镇）党政支持信用社工作，帮助信用社组织资金、清收旧贷等。信用村（组）和信用乡（镇）的具体条件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对“信用村（组）”、“信用乡（镇）”的农户，信用社应当在同等条件下实行贷款优先、手续简便、额度放宽、服务优先。具体优惠办法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
　　信用社在开展创建信用村(镇)工作中，要紧紧依靠农村各级党政组织，从而解决信用社人手较少，又要为广大农户服务的矛盾。

四、落实贷款责任，加强监督考核

　　信用社的资金首先要用于支持农户种植业和养殖业生产，资金有余时，再按照农业产前产后服务、多种经营、消费的顺序安排资金。农业地区的农户贷款面一般要达到50%以上，这类地区信用社当年新增存款的60%以上要用于发放农户贷款。对支农贷款资金不足的，首先由县级信用社联社调剂解决，资金仍有不足的，可向当地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
　　信用社要对信贷人员发放、管理和收回农户贷款制定责任目标，将农户贷款的发放量、发放户数和回收率等指标分解落实到每一位信贷人员，并加强绩效考核，确保农户贷款有足够的信贷总量和覆盖面。
　　信用社各级联社要加强对信用社农户贷款发放和管理的检查，人民银行也要对信用社是否坚持支农服务方向、是否按规定发放和管理农户贷款进行监督，对违规者要严肃处理。信用社要将信用户、信用村的评定，农户贷款的发放和收回等情况向信用社社员和广大农户公开，自觉接受农民群众的监督，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取信于民。

中国人民银行

二○○一年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