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联合声明
中国 立陶宛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联合声明
(签订日期1993年11月8日 生效日期1993年11月8日)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的邀请,立陶宛共和国总统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于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分别和立陶宛共和国总统阿尔吉尔达斯·布拉藻斯卡斯在友好、坦率和求实的气氛中进行了会谈和会见,讨论了双边关系的现状和前景以及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
双方同意声明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之间的互利合作关系正在顺利发展。作为友好国家,双方重申愿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双方主张只用和平手段解决有争议的问题。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将定期举行旨在发展和巩固双边合作的政治磋商,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两国领导人、议会、政府、各部门、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的代表将保持经常的接触。
三、双方将为进一步扩大和加深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的长期互利合作关系作出必要的努力。
四、经济合作和贸易是两国相互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将签订相应的协定并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互利的经贸关系得到发展。
为此,双方将:
——在经贸合作方面相互提供最惠国待遇;
——在对方领土上开设公司、银行和其他对外经济活动参加者的代表机构,并促进其活动;
——开展投资合作,在两国建立合资企业,并促进双方对外经济活动参加者在第三国市场上进行合作;
——促进两国各地区和各企业间建立直接联系,包括在平衡基础上开展商品交换。
五、双方将在文化、科学、教育、体育和旅游方面促进合作与交往;促进有关组织、团体及个人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为此,双方将:
——鼓励学校、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包括互派教师、科研人员、大学生和研究生,并联合从事科研规划;
——在广播、电视和新闻通讯社领域进行合作,相互促进报刊和音像资料的传播;
——开展在医疗、保健、卫生及疾病防治等方面的合作。
六、双方认为环境保护具有全球意义。根据双方的相互利益并考虑到各自的具体情况,双方将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状况方面共同采取行动并实施计划。
七、双方将在防止有组织犯罪、贩毒、恐怖活动、危害民航和航海安全活动方面进行合作。
八、双方支持其人民统一的愿望。
立陶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确认立陶宛不同台湾建立官方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立陶宛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九、双方指出,两国在和平与发展、裁军、防止军备竞赛方面的立场是相近的。两国将继续维护各地区及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并主张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建立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十、双方将扩大和加深在联合国范围内的合作。两国主张保证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准则的有效实施,主张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包括防止武装冲突方面的作用。
十一、双方指出,各国都有权根据自己的特点和利益选择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道路,这些方面的差异不应妨碍各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与合作。
十二、双方确认,本声明不涉及双方根据同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条约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 立陶宛共和国
代 表 代 表
江泽民 阿·布拉藻斯卡斯
(签字) (签字)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八日于北京
[案情]
2002年,被告石某与朱某、曾某三人合伙承包友成公司矿渣业务。经营中,曾某退出合伙,合伙组织决定退还其出资40万元。2003年1月15日,被告石某出具借条给原告谭某,借条载明:今借到谭某现金30万元,用于合伙承包友成公司矿渣。同日,被告石某给付曾某退伙款40万元,曾某出具收条载明:今收到石某现金40万元。次日,被告石某、朱某、原告谭某三人签订了合伙协议,合伙协议载明:三人合伙承包友成公司矿渣,其中朱某出资19万元,石某、谭某均出资9万元。
现原告谭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石某偿还借款本金30万元。被告辩称,谭某所诉请30万元不是借款,是其加入合伙组织承包矿渣的投入资金,该款已用于退还曾某的退伙款,故应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审理中,原告提供朱某的证言以证明30万元已现金交付被告,但证人未出庭作证。被告提供曾某的证言以证明石某出具的40万元收条中,其中30万元是原告谭某直接支付给曾某的,另10万元是石某支付的,但证人也未出庭作证。
[争议]
案件审理中,对本案事实的认定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原告谭某与被告石某之间签订有合伙协议,存在合伙事实,30万元是谭某加入合伙组织的出资款,此款已用于退还曾某的退伙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与被告存在借款事实,石某向谭某出具的是借条,且石某、谭某、朱某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明确谭某出资是9万元而非30万元,被告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合伙出资款的事实。
[评析]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首先,事实认定是民事裁判的前提性问题。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事实上的争议焦点,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借款事实,需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认定。事实认定在民事裁判中占据前提性的重要地位,只有对当事人之间存在争议的事实作出正确认定,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事实问题的裁判必须依靠证据,理性的证据裁判原则已成为规范各种诉讼的基本原则。
其次,正确理解举证责任的双层含义。证据裁判原则的核心问题是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二是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指在事实真伪不明时,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的责任。我国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是“谁主张,谁举证”,根据举证责任的第一层含义,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本案原告谭某主张与被告石某存在借款事实,举示了被告签字的借条以及朱某的证言。被告为反驳该事实,举示了合伙协议、曾某的收条及曾某的证言证明存在合伙关系及30万元用于退还曾某退伙款的事实。至此,本案待证事实真伪是否已经明确?待证事实真伪不明的标准问题,则关系着举证责任第二层含义的正确适用。根据举证责任第二层含义,只有当事实真伪不明时,法官才应当借助证明责任作出判决。事实真伪不明是指法官对事实的真伪未形成心证,不能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其涉及心证的程度和标准,即证明标准问题。
最后,证明标准对举证责任适用的影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我国适用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这也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证明标准的共同选择,但《规定》对盖然率的高低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盖然率以75%为宜,正如美国法学教授迈克尔·贝勒指出:“有一些证据表明,法官和陪审团事实上把较为可靠理解为指证据有75%以上的真实性。”该盖然率较适合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司法现状。75%盖然率的盖然性证明标准,即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能提出证据证明其具有75%以上的真实性,可据此认定其主张的事实为真实,进而认定当事人依据该事实提出的主张成立,此时无需适用举证责任第二层含义作出判决。如果当事人对其主张的事实不能提出证据证明其具有75%以上的真实性,则案件事实即处于真伪不明,此时应根据举证责任第二层含义,由该当事人承担不利诉讼后果。
本案原告谭某为证明借款事实的存在,举示借条及朱某的证言,虽证人未出庭作证,但已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借款关系的生效需借款合意与交付两个要件事实,借条证明了双方的借款合意,与案件事实认定有重大关系的朱某的证言在相当高的程度上证明了交付现金的要件事实,所以原告达到证明存在借款事实的高度盖然性标准,可据此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为真实,进而认定原告依据该借款事实主张被告石某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成立。
被告石某以与原告存在合伙关系,款项为原告合伙出资款作为抗辩理由,举示了合伙协议、曾某的收条及曾某的证言,但该合伙协议中载明的谭某的出资为9万元,而非30万,且被告未提供原告将借条款项转为合伙出资款的证据,由石某出具给曾某的收条不能证明是原告谭某将款项直接支付给曾某,单独的曾某证言对款项为合伙出资款的证明效力也不高,没有形成证据链条,所以被告对其主张的事实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不能认定其主张事实为真实,进而不能有效反驳原告的主张,应由其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
综上,应认定本案原告谭某与被告石某存在借款关系,原告谭某要求被告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