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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法公平价值论*

李 刚**



第三章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由税法公平价值研
究引出的若干思考

确定税法的价值的概念及其含义，以及对税法的公平价值的理性分析，虽然是研究所必需、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但还不是研究的目的本身；研究的目的应当是在此基础上，明确税法的公平价值所体现出来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使税法的（应有）价值能够在对实在税法的既存价值不断加以修正完善、同时其自身由此持续发展优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超越，从而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
笔者认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正是税法公平价值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结合的最佳范例。因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不仅包括税法学理论的现代化，还包括税法实践的现代化。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于税法学理论之现代化——或称现代税法学的意义，笔者在第二章第二节已有部分论及；以下则深入探讨作为税法公平价值之本源的“契约精神”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理论意义，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践意义。
当然，这是一个大题目，笔者虽思考良久，仍未得要领。此处，只是简略表明一下笔者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概述

概念与内容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现代化，简单来说，是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那么法制现代化就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这一历史性的转变，将使一个国家的法律整体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在静态方面，法制现代化意味着已公布的法律应当是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结构均衡、规范协调、体例统一，并且体现人民意志、适应社会发展、代表人类前进趋势的“良法”；在动态方面，则意味着“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117]。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在目前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与写入宪法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同一命题的两种表达”[118]：后者是前者的实质内容和战略目标，前者是后者的描述性写照。[119]
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过程。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

支点与核心——契约精神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法律系统受较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法律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国家外部，来自外国较为先进的法律系统的冲击与渗透；另一方面来自国家内部，即作为对外来冲击与渗透的反应，国内各界对法制现代化的主动追求。[120]
在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进程中，笔者认为，其推动力量就是指参考和借鉴社会契约理论的合理因素，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并以此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既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又作为税法公平价值的“本源”、进而对税法基本理论具有根本指导意义的“契约精神”（Spirit of Contract）。
我们可以通过考察罗马法发展后期才形成的古典契约法来理解上述所谓“契约精神”。古典契约法的产生和发展有其经济基础和思想基础。所谓经济基础，就是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反映。在自然经济状态下，经济的封闭性、局限性和保守性以及自给自足，不仅限定了人们基于血缘、亲情、宗教、伦理和等级等产生的各种特定身份及在此身份下所从事的特定行为，还决定了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及因此而导致的人格上的非独立性。但是一旦商品经济开始发展起来，即使是有如古罗马那种早期的简单商品经济，其开放性就足以突破既有的种种限制。于是，伴随着商品交换不可抑制地兴起，商品生产者及其代理人由于摆脱了身份的限制和对他人（主要是土地所有者）的依赖，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因而彼此之间可以通过自由的意思表示——契约形式达成合意，完成经济交往活动。因此，英国法学家梅因认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121]商品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集中体现在，参与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体的地位的平等、意志表达的自由以及由此达成合意的权利义务表现形式，因此决定了在经济生活的全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亦即在商品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诸方面，都必须借助“契约”这个中介形式才能完成；“平等、自由和权利”也就构成了契约的基本要素。[122]
古典契约法产生的思想基础是古典自然法理论。古典自然法理论认为，契约关系是一种理性关系，是个人意识发达的产物。“人们缔结契约关系，进行赠与、交换、交易等等，系出于理性的必然，……。就人的意志说，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是一般需要、表示好感、有利可图等等，但是导致人去缔结契约的毕竟是自在的理性，即自由人格的实在（即仅仅在意志中现存的）定在的理念。”[123]作为古典自然法思想核心内容之一的社会契约理论，遵循古典自然法学家所提出的自然理性向人类理性发展的历史规律，进一步提出“国家和法都是因人们相互之间订立契约而产生”的主张，将契约理论深入到“人民与国家和法”的本质关系之中。
由此，古典契约法以古典自然法所倡导的理性为先导，在商品经济强大的推动力下，在追求“契约自由”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平等、自由和人权”的“契约精神”[124]。这一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商品交换媒介的实在的、具体的契约（合同）关系中，更深刻地内涵于国家的起源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抽象的“契约”关系中。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其经法律调整之后而表现出来的税收法律关系也体现了上述“契约精神”；而且，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及其法律关系相比，税收法律关系对契约精神的体现更为直接和深刻。对此，笔者在第二章中已有较为详尽的论述。
当然，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相比，“税法的公平价值”命题显得有些微不足道。然而，在当代中国，对实在税法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或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上的突破口，这时，税法的公平价值研究就凸显其举足轻重性。有学者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质上是“标明中国社会法律系统由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向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法治型’法律价值——规范系统的历史转型过程。”[125]税法的公平价值由其第一层次的形式正义，渐次至第二层次的实质正义，再进而至第三层次的本质公平，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制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传统税法囿于“人治法”之局限，只能停留在形式正义的层面上；而在中国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等整体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开始经由实质正义的阶段而向本质公平的最高层面突破，最终必将确立由三个层次共同构建起来的、完整的税法公平价值系统，并为“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研究提供最急需、最关键的理论支持。


第二节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126]

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税法的公平价值对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总的意义也就体现于此。

一、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回顾
依法治税理论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国务院于1988年在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以法治税”的口号开始。次年（1989年）5月，“全国首届‘以法治税’研讨班”在京举行，[127]掀起了学习和贯彻“ 以法治税”的第一个高潮。这一阶段中，以法治税主要是针对治理整顿税收秩序而提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使用“依法治税”的表述，但并非是在对“以”和“依”作出本质区别的基础上来使用的，往往是将二者混同使用，反映出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所体现的“人治”观念和法律工具主义优位的特点。
随着“依法治国”的方略先后被第八届全国人大（1996年3月）和党的十五大（1997年9月）认可和确定，特别是在1998年3月，新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就发布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税 严格税收管理权限的通知》，对依法治税的理论探讨进入了全新的第二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从“以法治税”和“依法治税”无区别地混同使用到正式确定真正含义上的依法治税，这一字之差，其意义如同从“以法治国”到“依法治国”、从“法制”到“法治”的一字变化的意义一样深刻、重大，反映了从“人治”到“法治”、从法律工具主义到法律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在税收和税法领域中的深入体现。

二、依法治税的概念和内涵
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8]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其实早在1989年，就有学者提出，“税收工作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国家向人民（包括企业）征税，一方面是人民向国家纳税。要把法治原则贯彻到这两方面，就是国家要依法征税，人民要依法纳税。只强调一方面是不全面的。……近代的法学家、税法学家研究税法时就特别注重政府依法征税一方面，至少是同时注重两方面。”[129]所以，我们过去片面强调“人民依法纳税”是有偏误的，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人事争议仲裁与司法审判的关系

何宁湘


　　一、人事争议仲裁的性质
　　人事争议仲裁，是依据国家法律或者国家人事部规范性文件规定设立在各级人事行政机关内的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提出的仲裁申请，依照其规则进行调解和裁决的人事争议行政处理。人事争议仲裁具有国家行政强制力，是公权力裁决的处理方式。由于仲裁委办事机构本身就设在人事行政机关机构编制上，本身就是人事行政机关的行政部门，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与这个行政部门都存在着直接的、较强的利害关系，故其仲裁的公平性、公正力都较低，实属完完全全的行政仲裁。
　　从实践上看，人事部门在实行人事争议处理之始就没有打算，也没有这个能力，在公正性、公平性上作出努力。他们更在乎其手中的权力。理论上讲，原本应是由人事争议双方当事人自愿将他们之间的争议提交第三人做出公正的裁决。当事人之间发生争议或者权利受到侵害时，其享有法律赋予的不可剥夺、不可让予的请求中立的司法机关给予公正裁判的权利。这些权利的享有不应受到任何的限制，而现行体制与人事争议处理机制，人事争议处理的模式不具有选择性，因此也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人来作民间仲裁。当事人想最终实现法律途径解决人事争议，必须先进行人事争议仲裁，那怕空走一次程序也是无法省略的。由此可见，我国的人事争议仲裁“仲裁前置程序”严重的妨碍了人事争议当事人行使解决争议权利的自由。
　　人事争议诉讼，指人事争议当事人不服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在规定的期限内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程序，依法对人事争议案件进行审理的活动。此外，人事争议的诉讼，还包括当事人一方不履行仲裁委员会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或调解书，另一方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活动。
　　人事争议诉讼，是处理人事争议的最终程序，它通过司法程序保证了人事争议的最终彻底解决。由人民法院参与处理人事争议，从制度程序上将人事争议处理工作纳入了法制轨道，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有助于监督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有利于生效的调解协议、仲裁裁决和法院判决的执行，这是人们的良好初衷。
　　人事争议仲裁与人事争议诉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处理争议的方式，两者之间在主管、管辖、受案范围、时效、法律依据、法律适用、程序法都完全不同。因此两者之间不存在内在的相互关系，只是在时间上，仲裁在先，诉讼在后，时间是不重合，程序上不交叉，具有承继性，两者之间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程序衔接，只是基于制度设计的瑕疵，致使两者之间有了若干关联、冲突，甚至是严重的无解冲突。人事争议处理模式实行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仲裁加民事诉讼(司法监督)的特别程序模式。它对人事争议当事人相对直接诉讼，似乎是多了一个法律救济途径，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机制而言，则是对行政仲裁的司法审查与监督，这里讨论两者的“关系”也正是以此为基点。理论上讲，民间仲裁在程序上比较宽松，给当事人以一种和谐处理的氛围与宽泛的处理范围。而诉讼处理则基本是刚性的与较为严格的受案范围。如何解决既要保持司法审判的权威与严格性，又要全面的保护人事争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正是现行人事争议处理模式中要解决的两难问题。

　　二、两种程序的冲突
　　“又裁又诉”的“一裁两审”模式的制度设计，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作出后，若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依法向提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就必然导致仲裁裁决不发生法律效力。如果仲裁当事人均不起诉，起诉期间届满(15日)，仲裁裁决便发生法律效力，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起诉案件中，可能出现当事人因对仲裁裁决的裁决项目部分不服起诉，此时由于起诉导致仲裁全部裁决项不发生法律效力。此时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是否进行全面审查是关键。由于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如果法院进行全面审查将违反民诉法“不告不理”原则，如果法院按照“不告不理”原则只对起诉部分的裁决项进行审查，未起诉项就得不到法院判决的确认，也不能申请强制执行，因此两种处理争议所适用的程序机制就发生了严重冲突。
　　一般情况而言，争议仲裁程序与诉讼程序之间不产生冲突，也不存在两种程序的衔接问题。在时间上，争议仲裁在先，诉讼程序在后，具有承继性，在时间上不重合。从制度设计上，“一裁两审”的纠纷解决格局，“裁”与“审”由不同的组织适用不同的程序进行，二者不交叉，在面上不会产生冲突。两种纠纷解决机制只发生在特殊情况下，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与不协调主要体现在争议仲裁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在法理、法律的过渡方面。核心问题是：法院全面审理与“不告不理”导致仲裁裁决不能执行的冲突。

　　三、管辖
　　关于管辖，这里是指人民法院对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四川、云南、贵州、江苏、黑龙江、重庆六省（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的《意见（或指导意见）》中规定大致以下几种情形：
　　1、事业单位所在地：除重庆市外的五省（直辖市）高院规定为“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事业单位所在地或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其中以“事业单位所在地”来确定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应当没有问题。
　　2、聘用合同履行地：而以“聘用合同履行地”作为确定法院管辖权的依据就存在较大问题。工作人员一般在事业单位的所在地上班，如学校、医院。故多数情形下，聘用合同一般在工作地、工作岗位上与工作中得以履行。但也有很多事业单位因经营、机构职能性质，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或工作地是流动的，或固定在与签订聘用合同的事业单位所在地不一致的其他地点，如学校所办的外地分校，医院的外地分医院或专科医院，以及科研机构、工程监理、质量监督等等。若因工作流动或工作地不固定而认为聘用合同的履行随之流动，或者工作人员在甲地与事业单位签订合同，而工作在丙地，就以丙地为聘用合同履行地或发生争议时的临时工作地为聘用合同履行地来确认人民法院的管辖权，会就使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变得非常复杂。
　　3、被告所在地：云南省高院规定为“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由被告住所地或聘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其中的“被告住所地”似乎是“事业单位”，或者可以理解为人事争议案件中事业单位都是被告，实际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完全可能成为被告，并非人事争议案件中的被告一定是事业单位。按照民诉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如果自然人被告在某地长住工作时间在一年以上的，事业单位要起诉该工作人员就应到该地基层人民法院起诉。
　　4、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所在地：基于人事争议仲裁为诉讼之前置程序，因此一般情形下（在法律没有作出规定的情形），人事争议案件管辖与受理一定是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由于仲裁委员会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一般是由事业单位所在地以及事业单位的行政隶属关系来确定的，因此以作出仲裁裁决的仲裁委员会所在地来确认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管辖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避免很多因“被告所在地”、“聘用合同履行地”所产生复杂变数，确认法院管辖权变得十分简单，有利于对当事人管辖法院的确认与起诉的操作。六高院中重庆市高院的《指导意见》就规定为“当事人对区、县（市）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的，由区、县（市）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当事人对市级人事争议仲裁机构仲裁裁决不服，提起诉讼的，由被告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管辖。”。重庆市高院规定最为科学，最直接反映了人事关系、人事争议，行政隶属关系等因素的内外特征与相互关系。
　　关于级别管辖。值得注意的是，“基层法院管辖”存在的问题是，在省会城市，人事争议仲裁委分区、市及省三“级”，其相互之间虽没有上下级隶属关系，但人事行政部门却有上下三级之行政隶属关系，这样的规定使得不论哪级仲裁委员会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旦发生诉讼都到基层法院受理，从人事管理制度、干部管理权限层次上看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重庆市高院规定的级别管辖，不仅仅是符合人事争议仲裁案件的实际，也合理、有效地分配了司法资源。

　　四、人事争议仲裁申请期限的司法审查与保护。
　　人事争议仲裁申请期限(或称申请仲裁时效)，是指存在事业单位人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因辞退、辞职或履行聘用合同所发生的人事争议纠纷发生后，依照现行争议处理模式要求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启动仲裁程序保护其合法权利，必须在人事行政机关规定的(或法定的)期限内向其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否则，丧失其申请仲裁权、牵连丧失提起诉讼的权利，即丧失法律救济途径的一种时效制度。
　　我国现行的“一调一裁两审”的人事争议处理体制，申请调解的有可能导致超过(丧失)申请仲裁的期限，超过申请仲裁期限，除不能提起人事争议仲裁外，同时也丧失了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虽然60天的申请期限不长，但它是当事人的致关重要的权利。人民法院审理人事争议诉讼案件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只有提起人事争议仲裁才能走到人事争议的民事诉讼，但经过了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却丧失了《民法通则》所规定的2年期间的民事诉讼时效。从结果上看，与民商事仲裁相比较，我国现行处理人事争议模式虽增加救济途径与司法监督，但也就此没有了2年期间的民事诉讼时效。既然不存在民事诉讼时效，人事争议仲裁又属于行政仲裁，那么对当事人之间或当事人与仲裁委员会之间对60天的申请人事争议仲裁期限是否超过的仲裁异议，人民法院是否进行审查呢。回答是肯定的。
　　理由有：1、法释[2003]1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 当事人对依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人事争议仲裁机构所作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自收到仲裁裁决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这里的“仲裁裁决”包括仲裁裁决书、决定与通知书。在申请仲裁过程中，仲裁委员会认为当事人申请超过60天的申请期限，即会采用签发《不予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决定书》。当事人对此不服认为未超过申请期限的，必然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请求人民法院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此，2001年3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14号，下称《解释》)。《解释》第三条规定，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82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以超过仲裁申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它正当理由，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2、60天的申请仲裁期限虽不是诉讼时效，但如果人民法院不审查，可能导致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法律保障。
　　对于不是单独提出超过申请期限的仲裁裁决，确已超过申请期限的，但仲裁委员会或另一方当事人在仲裁庭审辩论结束前未提出其主张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时一律不审查。

　　五、人事争议仲裁程序是否合法的审查。
　　基于人事争议仲裁系行政仲裁，在现事业单位人事法律以及人事争议仲裁法律尚处于缺失状态下，人民法院对于人事争议仲裁裁决的仲裁程序是否违法，没有必须审查的规定或解释，也没有直接的当事人是否可以就此提起诉讼的规定，根据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的精神，当事人应当可以就此提起诉讼。
　　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施行新法律的从其规定。

　　六、人事争议仲裁法律适用的审查。
　　基于人事法律的缺失，人事争议仲裁适用人事政策、文件以及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人员的法律素质状况，人民法院对仲裁裁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应当审查。由于人事政策往往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公平性、地域性与法律冲突。因此，对于适用人事政策、人事文件、人事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不利的，人民法院不应支持。
　　对于在人事法律缺失的情形下，是否可以适用《劳动法》呢？回答是肯定的。一是有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3]13号司法解释，二是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文件·法函[2004]30号作为依据。但适用时必须保证两个的条件：1、人事法律(基本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地方法规)缺失；2、与《劳动法》以及相关法规规范所针对的案情、事由最大程度上的接近以及法理相同，以避免法律适用错误。

　　七、人事争议仲裁实体裁决的审查。
　　客观上，诉讼也被纳入了人事争议处理的途径之一，即被设定为人事争议当事人维护自我合法权益的唯一的、正真意义上的法律途径，因此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的审理自然就要解决人事争议中的实体问题，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中的实体与程序问题应当独立的、全面的审查。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的法律适用是与人事争议仲裁的法律适用有着较大的区别，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法律适用原则以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也应当抛开仲裁裁决，并在其判决文书中不需涉及或载明仲裁裁决的内容、认定、正确或错误等等。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4年6月18日出台的苏高法审委[2004]114号《关于审理事业单位人事争议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中“13、人民法院制作的事业单位人事争议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书中，不应当含有撤销或者维持仲裁决定的?热荨钡墓娑ǎ??钦庵稚蟛榉绞降姆从场
　　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与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之间的关系。依照《仲裁法》的规定，我国民商事纠纷处理实行“或裁或诉”单轨制以及仲裁的一裁终局制，民事商仲裁机关作出的仲裁裁决与人民法院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人事争议处理实行了“仲裁前置”，由此使得法院裁决对仲裁裁决产生了是否生效、是否存在意义的效力决定作用。换句话说，仲裁裁决是否生效，是否具有效力，在程序上取决于人事争议仲裁当事人是否提起诉讼，最终取决于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诉讼案件的裁决，有以下几种情形：1、对于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但诉讼被提起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不生效；2、经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或裁定的，该案的仲裁裁决不生效，相当于此仲裁裁决成为空文一纸；3、经人民法院审理并作出驳回原告起诉的，或二审判决维持原审“驳回原告起诉”的，该案仲裁裁决生效。

　　八、人事争议仲裁裁决执行申请的审查。
　　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案件依法作出的并生效《民事判决书》、《民事裁定书》均依法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对于符合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纠纷受案范围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对于不符合人民法院对人事争议纠纷受案范围的人事争议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经严格审查后依法决定是否受理。
　　国家有新法公布施行，或地方省级法院与省人事行政部门联合行文规定的从其规定。